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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桴子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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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文史, 兼及其他。 兴趣广泛, 自号杂家。 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ruila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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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10日  

2009-12-10 18:37:1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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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狸猫换太子”背后的真实

――后真宗时代: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斗争

 

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王瑞来

 

传说在宋真宗的皇后去世后,刘妃和李妃都怀上身孕,为了争夺皇后之位,刘妃串通太监和产婆,在李妃分娩昏迷之际,用一只剥掉皮毛的狸猫换走刚出生的太子。真宗看到血淋淋的狸猫,以为李妃产下妖孽,怒将李妃打入冷宫。因此刘妃所生之子被立为太子,刘妃也被册立为皇后。后来刘妃之子夭折,被换掉的李妃之子又被刘妃找到,养为己子。刘妃谗害李妃,李妃逃往民间。真宗死去,李妃之子即位。包公包拯遇到流落民间的李妃,得知真相,将李妃带回京城,设法让仁宗皇帝与生母李妃相认。真相大白后,已成为太后的刘氏惊厥而死。悲剧以中国人习惯接受的皆大欢喜收场,包公也被任命为宰相。

近年上演的电视剧则将传说置放于当时朝廷政治斗争的背景之下,进行了极大的铺衍,成为这一传说的最新版本。

历史上,刘皇后、李宸妃真实存在,并且仁宗确曾被刘皇后养为己子。从这样些许的历史事实而生发出来的“狸猫换太子”事件,从原始传说到电视剧本,人物形象愈发鲜明,故事情节愈发曲折,事件构架愈加张大。层累地造成虚构,早已将那一丁点真实淹没。

无论是原始传说,还是电视剧的最新演绎,“狸猫换太子”在事实层面上的荒诞不经非常明显。比如“狸猫换太子”事件的主人公包拯,出任知县,开始政治活动时,“狸猫换太子”的主角李宸妃、刘太后早在四、五年前已经相继死去。不过,剥开厚厚包裹着的荒唐,不仅可以透视出宋代政治不大为人所道的真相,观察到自宋代以来士大夫政治引导历史走向的大趋势,更可以向人们展示历史在逻辑层面上的真实,我以为,这正是“狸猫换太子”传说所体现出的另一层深刻意义。

 宋真宗:在严酷环境中生长的庸懦皇帝

 宋太祖凭借实力夺得政权,宋太宗则是在“烛影斧声”的疑惑之中登上的皇位,宋真宗才是宋朝第一个正常继统的皇帝。真宗是太宗的第三子,在嫡长为继的传统下,本来轮不到真宗来承继大统,可阴错阳差居然就落在了他的头上。

长子元佐,原本是太宗作为继承人培养的,但由于反对太宗迫害叔侄,佯狂放火烧宫殿,被废为庶人。次子元僖则跟太宗关系紧张到快要兵戎相见的地步,后来不明不白地死去。真宗是按顺序轮到的,但其中也有寇准说项的因素。不过,在多疑的太宗下面,做继承人并不舒服。真宗在担任开封府尹时蠲免属县租税,让太宗感到了收买人心的不快。承唐末五代百年混乱之后,都城的人看到首次册立的太子真宗,欢呼为“少年天子”。这事传到太宗耳中,跟寇准抱怨说:“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何地?”类似的事情一定不少,为了保住继承人的位子,真宗只能更加低调,临渊履冰,小心翼翼。如请求对太宗指定的老师李沆等每见必拜,不让大臣对他称臣等。但这样做的结果是,从一开始,这个少年天子的自尊心便已消失。在他即位之初,见到吕端等大臣时,常常是又鞠躬又作揖,并且还不直呼其名。真宗对大臣的这种态度,与他一直生活于太宗的阴影之下有关。

真宗在即位之际,也经历了一场惊吓,差点没当成皇帝。太宗病重,内侍王继恩、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就密谋拥立已被废为庶人的元佐。这一阴谋还极可能有李皇后参与。因此在太宗驾崩后,李皇后命王继恩去召宰相吕端。吕端一定是事先对阴谋有所察觉,所以他扣押了王继恩之后,才去见李皇后。李皇后对吕端说应当立嗣以长,当即被吕端否决。他说先帝立太子就是为了今天。哪能先帝刚刚去世就违命呢?这样,真宗才被召来。在即位之时,看着垂帘的殿上,吕端就是站立不拜,要求卷帘。然后他亲自上殿看清楚确实是真宗后,才下殿率群臣拜呼万岁。试想倘若殿上帘后被李皇后等人换成了元佐,吕端等群臣糊里糊涂地下拜,那就极有可能生米煮成熟饭,真宗的即位成为泡影。由于新君即位之际变幻莫测,所以政治经验丰富的老臣吕端充满警觉。无愧太宗曾评价吕端“大事不糊涂”。这一未遂的宫廷政变,惊心动魄,想必对真宗刺激很大。因此,也可以理解他何以对吕端等大臣又揖又拜。这里面,包含有感激和敬畏。

即位虽然还算顺利,但真宗并不轻松。谋立元佐的几个人已被贬往地方,但李皇后还在,他的几个兄弟都有可能成为皇位的觊觎者。真宗可以依靠的,只能是忠心维护他的宰相吕端以及太子时代的老师李沆等一批人。从成为继承人的时代开始,长期严酷的客观现实与巨大的心理压力,终于铸成了真宗庸懦的性格。

 满朝尽是读书人:士大夫政治的形成

 真宗的庸懦却给士大夫们重塑皇权带来了契机,也给中国历史后来的走向带来了契机。

在“烛影斧声”之下不清不楚登上皇位的太宗,最初想收复被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以不世之功竖立威望,冲淡人们对他即位的疑惑。但太宗毕竟不是善战的太祖。连连败北的太宗最后将精力转向内政建设。内政建设需要人才,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充斥的,多是后周入宋和降服后诸国的官员,并且随着时光的流逝,这批官员也在逐渐老去。维持王朝运营的官员急待补充。然而,官员再生产装置的科举,自隋历唐至宋初,不过如涓涓细流不绝若线,只给少数及第者带来荣誉,并未在王朝统治机器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有鉴于此,太宗毅然扩大科举取士的规模,由原来一榜取士十几、几十人骤然扩大到几百人、上千人。十几年下来,宋王朝的统治机器,从中央到地方,终于由自己培养的士大夫全面接手。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大批读书人通过科举及第走上仕途。其中的出类拔萃之辈迅速脱颖而出,十几年不到,便登上了政界的制高点,或是成为代掌王言的翰林学士之类,或是成为宰相、执政。贯穿了整个真宗朝的几个主要宰相,都是在太宗朝进士及第的士大夫,如李沆、王旦、寇准都是太平兴国五年(980)的进士,而王钦若、丁谓则是淳化三年(992)的进士。太宗朝的进士到了真宗朝,蔚成气候,开始了全方位的掌控,士大夫阶层全面崛起,士大夫政治从此形成。

传统中国的君主制政体,赋予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不过,宋代皇帝的角色定位,到了宋真宗,却进入了一个很微妙的时期,也是一个决定性的时期。在士大夫政治业已形成的新形势下,性格谨畏的宋真宗,无法做到像开国皇帝太祖、亚开国皇帝太宗他的父辈那样专权,大事小情无所不统。真宗自幼接受的是正规的帝王教育,据他自己讲,在东宫时,光《尚书》就听了七遍,《论语》和《孝经》也都听了四、五遍。传统经典的为君之道,已在真宗的头脑中设置了不可逾越的政治伦理规范的“雷池”。不仅如此,在士大夫政治的设计下,真宗即位后,对皇帝进行再教育的侍读侍讲制度也被重新建立。据南宋的陈亮讲,相对于台谏劝阻皇帝不正确行为的谏身之制,侍读、侍讲制度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谏心之制”。真宗所接受的教育,使他拥有较强的自律。这个既无创业之功又是非长而立的皇帝,对政务几乎都是“每事问”,根据宰执大臣的意见做出决定。当他的意见遭受抵制时,很少固执己见。有时他还要动点脑筋,耍点小花招,才能使自己的想法在宰臣那里获得通过。比如,真宗在王钦若的建议下打算行封禅大典,担心宰相王旦不同意,便在一次酒宴后,送给王旦一坛好酒。王旦回家打开一看,原来竟是满满一坛珍珠。于是,等于是受贿的王旦便没在封禅一事上再提出过反对意见。

中国过去的君臣关系,不同于商业中的主顾关系。皇帝常常把臣僚看作是师友。贯穿于真宗在位二十六年间的几个重要宰相,我略微做了归纳。真宗初年的宰相李沆,可以称之为畏友。因为他在真宗即位前就是太子师傅,真宗即位后也一直向真宗灌输忧患意识,以此来规谏真宗,让真宗整天战战兢兢。继李沆之后长达十二年为相的王旦,可以称之为诚友。他兢兢业业,以忠诚获得真宗的信赖,从而达到真宗对他的话言无不听的地步。力主真宗亲征,以澶渊之盟开创北宋一百余年和平局面的寇准,可以称之为诤友。忠心耿耿,但处事强硬,让真宗虽不满意又不得不依靠。靠投机取信,靠阿谀获宠的王钦若,可以称之为佞友。他同真宗一起伪造天书,鼓动真宗东封西祀,真宗对他“一见辄喜”。而丁谓则是初期靠他的能力让真宗离不开他。后来大权在握,在真宗病重的特殊时期,对真宗公然欺瞒,当面矫诏,十分霸道,而真宗也拿他无可奈何。对后来临朝听政的刘太后,丁谓也不放在眼里。因而可以称之为霸友。

在士大夫政治形成的初期,这几个宰相为主的士大夫精英的活动,无论忠奸美丑,都给士大夫政治打下了鲜明的印记,为后来的理论建设提供了最近的审视与解剖的活体。降至仁宗朝,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发轫的政治文化重建,最主要的参照系就是刚刚过去的真宗朝。因此说,研究宋代以及宋代以后的历史,真宗朝实在可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起点。真宗朝君臣的共同行为所形成的祖宗法,又对后世的君主形成规范。从真宗朝开始,士大夫政治走上君主合作下的宰辅专政轨道,而皇权的实际政治空间则日渐狭小,逐渐走向权威化、象征化。

 “狸猫换太子”两位女主角:刘皇后与李妃

 “狸猫换太子”事件的主角刘皇后,其活动不仅贯穿整个真宗朝,还在真宗后期和仁宗前期对宋代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实在是一个不亚于其他宋代皇帝的重要存在。

刘氏身世不明,《宋史·后妃传》的记载多属显赫后的伪造,不足为信。从少年时代起,四川出身的刘氏便走上街头,成为拨鼓卖艺的艺人,后来嫁给银匠龚美。由龚美携至京城,转让给还是皇子的真宗。襄王跟一个来历不明的卖艺女子交往,很快为奶妈告发,被太宗下令赶走。十年后的至道三年(997),真宗即位,终于如愿以偿,将刘氏迎入宫中。时光飞逝,又过了十多年,大中祥符五年(1012),刘氏从地位低下的美人已成为仅位于贵妃、淑妃之后的一品德妃,并且在年末终于被皇后去世了七年的真宗立为皇后。这一年,刘氏已经四十三岁。刘氏以这个年龄成为皇后,比三十二岁成为皇后的武则天还要让人吃惊。作为一个女人,四十三岁宠压群芳,母仪天下,绝非仅凭颜色容貌。

刘氏成为皇后,不仅要击败宫内众多的竞争对手,还要冲破来自朝廷的重重阻力。李沆为相时,真宗就想把刘氏超迁为贵妃,但被李沆烧掉手诏,强硬地否决了。如此强硬地左右皇权,拒绝皇帝的提议,也显现出李沆时期君臣关系的冰山一角。连升迁为贵妃都不可能,更不要说成为皇后了。若是李沆在世,刘氏的历史恐怕要改写。李沆的过早去世,温和的宰相王旦没有坚决阻止,才使刘氏获得机会,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

这里,还需要提及一下“狸猫换太子”传说的另一个主角李妃。李妃初入宫就被指派给刘氏做侍儿,从此便与刘氏结下不解渊源。这个比刘氏小十八岁的宫女,在真宗到刘氏那里去时,被指定为司寝,因而有孕。大中祥符三年(1010),生下一子,是为仁宗。在丧失唯一的九岁儿子之后,真宗复得此子,欣喜逾常。李氏因此被封为县君,但还没有进入嫔妃之列。到了真宗快去世时方升为二品婉仪。由于李氏是当时尚为修仪的刘氏房里的侍儿,因而所生之子为无子的刘氏养为己子,并无不自然之处,而犹如刘氏奴隶一般的李氏也不敢作声。由于地位的悬殊,李氏根本没有可能同刘氏争夺皇后之位。刘氏无需抢夺,更无需以什么狸猫来偷换。

在“狸猫换太子”传说中有一个情节,说真宗看到李妃产下剥了皮的狸猫,大为惊恐,指为妖孽。这很具有逻辑真实。真宗笃信天命鬼神。《宋史·真宗纪》说真宗出生时左脚趾有文成“天”字。其实这不过是新生儿的皮肤皱褶,但真宗相信这是天命的暗示。他生长在宫中,幼年时曾跳上太祖的龙椅玩耍,太祖问他“天子好作否”,他回答说“由天命耳”。后来真宗伪造天书,大搞封禅,除了在澶渊之盟之后昭示宋朝的奉天承命,还有真宗缓解自身的精神焦虑,以天书的“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真宗名赵恒)”来强调自身正统地位的因素。而选择天书封禅这种形式,则主要是出于真宗以及王钦若等人的宗教狂热,不然不会有长达数年的持续。与李妃有关,《宋史·后妃传》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说李妃有孕后,同真宗出行时,头钗掉在地上。真宗暗卜道,若钗不坏,当生男孩。钗果然未坏,而李妃后来又果然生下仁宗。见钗不坏而喜,见狸猫而恶,都反映的是同样的真宗笃信天命鬼神的真实。

 后真宗时代的复杂政局

 在大中祥符末(1016),真宗中风病倒。此后虽略有康复,天禧四年(1020)春,病情再次加重,这便将刘皇后推到了处理政务的前台。不过,刘皇后并不是突然走向前台的,这之中有一个很自然的过渡。据《宋史·后妃传》记载,刘皇后与唐朝的武则天一样,不仅通晓文辞,还有见识,成为皇后之后,在内廷充当了真宗的秘书与助手的角色。从这一角色转身,从幕后走向前台,驾轻就熟。《宋史·后妃传》接着记载,在真宗病倒后,以真宗名义发出的诏令裁决,多出自刘皇后之手。不待真宗去世,真宗病倒,刘皇后走向前台,就意味着后真宗时代已经开始。

天禧三年(1019),“狸猫换太子”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寇准,取代政敌王钦若,再度执掌相印。似乎是上天有意给寇准树立一个对立面。在与寇准拜相的同一天,真宗朝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丁谓也再次进入中书,成为副宰相参知政事。

在共事之初,丁谓对寇准恭敬有加,但这样做反而更增加了寇准对人望不佳的丁谓的鄙视。据宋人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3记载,有一次大臣们聚餐,汤汁挂在了寇准的胡须上,丁谓忙去上前擦拭,寇准讥讽道,参政也算是国家大臣了,还要为长官溜须吗?寇准的讽刺让丁谓无地自容。可以想像,在寇准与丁谓在中书共事期间,类似的事情肯定不止这一件。仇恨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爆发。

丁谓报复寇准的机会是伴随着一场宫廷政变来临的。患上中风的真宗不仅说话不利落,而且神智也有些恍惚。因此,“政事多中宫所决”。这就使颇喜欢干预政事的刘皇后权力骤然增大,并且也给朝廷的政治派系的角逐与组合提供了新的机会与可能。

寇准不是看不出刘皇后权力增大的政治形势,但寇准与刘皇后结怨已久。当年,真宗准备立刘氏为皇后时,寇准就提出过反对意见。这件事已使成为皇后的刘氏怀恨在心。就在刘氏权势日增之时,寇准又要坚持法办犯罪的刘氏亲属。结果,“重失皇后意”,深深地得罪了刘氏。新仇旧恨,彻底把刘氏推到了寇准敌对势力的一方。

当时朝廷的政治形势,尽管刘氏权势增大,但毕竟处于宫内,在发号施令上,则不如宰相有力。因为从业已形成的政治传统上,宰相主政,皇帝则基本上是实施名义上的裁决权来支持宰相主政。因此,当时中书内有寇准与向敏中两个宰相,在权势上足以敌过刘氏,至少可相抗衡。

不过,暂时的平衡很被打破了。寇准重要的同盟、首相向敏中于天禧四年三月薨于相位。这使政治天平开始倾向于寇准敌对势力一方。表面的力量对比看,似乎两个阵营难分轩轾。但寇准阵营在首相向敏中死后势力大失。最主要的是失去了与皇权的平衡,这就给了反寇派以可乘之机。而朝廷中一些见风使舵之人,也纷纷投靠向丁谓阵营。

 寇准政变:一个被真宗认可的夺权行动

 面对严峻的政治形势,寇准把目光从病入膏肓的真宗移到年仅十岁的皇太子身上,企望“挟天子以令诸侯”。然而由于丁谓的阻挠,使寇准让皇太子监国的方案未能全面实现。所以寇准便棋走险招,尝试让皇太子即位,真宗退位做太上皇。但这在程序上,在名义上,都必须要征得在位皇帝本人的应诺。于是,寇准找机会与尚属清醒的真宗单独谈话。《长编》卷95天禧四年六月丙申条记载寇准劝说真宗以社稷为重,传位给太子。并且说丁谓是奸臣,不能辅佐幼主。对寇准的话,真宗表了态,即“上然之”。

有了真宗的这一态度,寇准大受鼓舞,打算大干一场。据《五朝名臣言行录》卷4记载,寇准的计划是,“废章献(刘皇后),立仁宗,尊真庙为太上皇,而诛丁谓、曹利用等”。这无疑是一次政变计划。如果成功,不仅会打败敌手,平弥政争,而且寇准也会因此而成为拥立两朝君主的元勋。这对他权力的稳固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事情进行得相当隐密,政变还是功亏一匮。据讲是寇准在饮酒忘情之际,不慎失言,泄漏了机密,被丁谓的党羽听到,跑去报告了丁谓。丁谓得到情报后,慌忙半夜乘牛车赶到其党羽枢密使曹利用家商量对策。第二天曹利用入宫报告,刘皇后矫诏罢免了寇准的宰相。诏,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出的命令,体现的是皇权。矫诏,则是伪造皇帝的命令,是对皇权的借用。成功的矫诏便也成为真正皇权的实施。《长编》的记载不是刘皇后矫诏,是与刘皇后有着姻亲关系的翰林学士钱惟演跟真宗商议后的草诏。尽管如此,寇准罢相,秉承的还是刘皇后的意志。

丁谓和曹利用以及刘皇后,在真宗面前对寇准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这种攻击无非还是拿真宗作文章。私下劝真宗退位无妨,但一经别人披露出来,就是阴谋废上的不赦之罪。所以,当初杨亿要极为隐密地操作。而计划一旦曝光,寇准必须罢相,真宗也保不了他。

一场惊心动魄的政变,还在计划之中,就这样连点响动都没发出,便流产了。

寇准的政变目标主要针对的是丁谓集团,但为何要废掉刘皇后呢?这主要是真宗不满意刘氏过份干预朝政,《五朝名臣言行录》卷4载“天禧末,真宗寝疾,章献太后渐预朝政,上意不能平。”没有真宗的这种态度,寇准等人对刘皇后即使再不满,也不敢斗胆废后。因此,上述寇准与真宗谈话,“上然之”这样真宗的表态,实在有无限玄机,其中可能就有对刘皇后处理的计划在。

因此,我推测,实际上这次未遂政变的计划是真宗与寇准共同策划的。这种推测并非毫无根据的臆测。

由于“章献太后渐预朝政,上意不能平”,从打击刘氏的目的出发,真宗想采取一些行动。而能帮助他实现这一目的,只能是与刘氏对立的寇准和李迪等人。《长编》卷96记载真宗躺在宦官周怀政大腿上,商量让太子监国的事。周怀政出来把这件事告诉了寇准,于是就有了寇准密会真宗,并密令杨亿草诏之事。

宦官周怀政告诉寇准真宗与他商量的事,决不是他自作主张的个人行为,而是受真宗之托,传达给寇准的,等于是给寇准下达的密诏。寇准与真宗商量后,计划变得具体化了。

在政变计划中,“废章献,立仁宗,尊真庙为太上皇”是真宗要达到的目的,而“诛丁谓、曹利用等”则是寇准要达到的目的。这个计划体现了君臣二人的互相利用的一面。

当计划失败后,真宗无法面对攻击寇准的人说出这是他的计划。这就委屈了寇准,使寇准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牺牲品。攻击的结果使寇准的宰相被罢免。但真宗还是尽最大的努力对寇准做了保护。后来,真宗在受到更大的压力的情况下,尽管对丁谓一党的主要人物,“擢丁谓首相,加曹利用同平章事,然所以待寇准者犹如故”。将寇准依然留在了朝廷。这一切,都表明寇准所进行的那场未遂政变,是与真宗合谋的,所以真宗才如此回护寇准。

 真宗驾崩与寇准之死

 寇准留在朝廷,不仅是对丁谓集团的威胁,也给寇准集团的人留下了一线希望。事情至此,本来还可能回转的余地。因为这段时间真宗的神志还算清醒,并且在内心是支持寇党的。然而,寇党操之过急了。就在寇准与真宗进行上述谈话的时候,他们计划进行一次反扑,一举打垮丁谓集团。据《长编》卷96天禧四年七月甲戌条记载,寇准罢相后,丁谓派人限制了内侍周怀政的行动,不准他接近真宗。于是,周怀政便计划杀掉丁谓,废掉刘皇后,奉真宗为太上皇,传位太子。他与同是宦官的弟弟联系了几个宦官,打算在某一天发动政变。但就在前一天,参与计划的两个宦官向丁谓告密,丁谓再一次乘牛车去曹利用家商量对策,在第二天将周怀政等政变宦官一网打尽。

这是一次真正的有计划的未遂的武力政变。政变主谋竟是以宋代防范甚严的宦官为主,这在宋代历史上是罕见的。这说明连宦官也卷入到了朝廷的党争之中。在这次未遂政变中出面的宦官,既有寇党,又有丁党。最终是由于丁党势大,也是由于丁党的出色的情报系统,使寇准集团的最后一次挣扎归于失败。这次未遂政变,真宗及寇准都未必知情,但却给丁谓集团彻底清除寇党找到了借口,并且让真宗即使是有心袒护也无能为力了,只能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使寇准等人不致被迫害得太过分而已。

从前引史料中“使不得亲近”这句话中,已反映出当寇准的第一次未遂政变之后,在丁谓集团的严密监视下,包括真宗的亲信在内,一般人已不能随便接触真宗。这反过来也表明,真宗已处于半软禁的行动不自由状态之中了。这次未遂政变促使皇权加速了向刘皇后转移,并且与朝廷中大权在握的丁谓走向合流,形成了丁谓左右一切的局面。

《宋史·寇准传》除了记载上述真宗说那番话,还记载了真宗临终之时对寇准和李迪的眷顾:“帝崩时亦言惟准与李迪可托。”在此后,史官议论道:“其見重如此。”回光返照之时,清醒地说出的这番话语,一切都出自真宗的肺腑,也述说着真宗在政治天平上向寇准集团倾斜的事实,也印证着真宗确实参与并策划政变的真实性。

乾兴元年(1022)二月,一切都被人架空了的真宗驾崩,从此他不再有作为皇帝的一切烦恼了,然而作为真宗时代还尚未结束,朝廷的一切都没有变化,只是皇权以“权处分军国事”的形式真正转移到垂帘听政的刘太后手中。十二年后仁宗亲政,才给真宗时代打上了终止符。

就在真宗驾崩的当月,寇准被丁谓再贬为当时的烟瘴之地雷州司户参军,一年后便死在那里。并非如电视剧所云,寇准最后活着胜利还朝,正义战胜邪恶,结局皆大欢喜。

 丁谓专权与失势

 在当时的执政集团中,有这样一个人物值得注意,即在真宗大中祥符末年就已经成为参知政事的王曾。当时担任宰相的王旦对王曾的评价和期待很高。在丁谓专权的时期,他审时度势,相当注意策略,尽可能不同丁谓发生正面冲突。

然而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在不致同丁谓冲突的前提下,王曾还是不断提出自己的意见的。比如他劝阻丁谓,不要去掉真宗遗诏中“军国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的“权”字,杜绝刘太后向武则天演变的可能性。这件事透露了一个秘密,即皇帝拟定的遗诏,在公布之前往往经过了大臣们的改动。这种改动无疑是从一定的利益原则出发的。

真宗驾崩后,“得志便猖狂”的丁谓,朝廷政敌一扫,兼权军国事的刘太后深居内宫,朝廷的一切他几乎是说一不二。这就更助长了他的专横跋扈,有时甚至就连刘太后也不大放在眼里。比如,本来平时是仁宗和刘太后一起接受群臣例行朝拜,但因为仁宗年幼,早晨起不来,刘太后就同中书的大臣商量,想独自一个人接受群臣朝拜。在刘太后看来,这似乎不是什么大事。但在大臣以及官僚们看来,皇帝受朝,这是极具象征性的一件事。如果没有即使是小孩子的仁宗同在,刘太后单独是没有资格受朝的。一旦受朝,就改变了性质。刘太后可以在实际上执掌皇权,但在名分上却不能代替皇帝。

基于上述的理念,丁谓无法答应刘太后。在这件事上,丁谓并没有错,但却“由是稍失太后之意”,即与刘太后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这也意味着同皇权开始分离。后来,丁谓“又尝议月进钱充宫掖之用”。这等于是在经济上对宫廷开支加以限制。长期担任三司使的丁谓,这样做自有其理由,但却因此让刘太后非常不满。对这件事,《长编》卷98记载说“太后滋不悦”。不管行为正确与否,一旦与皇权发生分离,执政的政治家在派系斗争激烈的环境下,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在丁谓的地位发生动摇之时,“朝廷赖以为重”的王曾开始了他的夺权行动。《东轩笔录》卷3记载说,王曾请求今后一切决策都要由中书、枢密院的所有正副长官签署方有效。王曾是要用集体领导的方式取代在执政集团内丁谓一人的独断专行。而“两宫可其奏”,即对王曾奏疏的认可,则等于是结束了丁谓的专权局面。从逻辑上推理,王曾上奏一定是发生在丁谓与刘太后的关系发生裂痕之后。

    或许是丁谓厄运的开始,就在这时,发生了负责建筑真宗陵墓的内侍雷允恭擅自改变陵墓位置的事件。兼任山陵使的宰相丁谓,要包庇雷允恭。但纸包不住火,“当时以为移在绝地,于是朝论大喧”。

在这种形势下,职责所在的权知开封府吕夷简悄悄开始了调查。据《东轩笔录》卷三记载,吕夷简的调查材料一点也不涉及丁谓,丁谓便安心地让吕夷简向刘太后和仁宗汇报调查结果。但在汇报时,吕夷简却突然揭发了丁谓的罪行。

    《东轩笔录》记载的是来自下面的调查。那么,执政集团内部是如何动作的呢?《默记》卷上记载,王曾借口请求为其外甥脱去军籍,在进行了多次铺垫之后,丁谓不仅不生疑,反而还多次催促王曾早日向刘太后提出请求。于是,在一次晋见之后,王曾单独留了下来,历数丁谓的罪行。终于借助皇权,扳倒了权势如日中天的宰相丁谓。

    一报还一报,在打倒丁谓后,如同丁谓在打倒寇准之后一样,王曾同样是在朝野内外清洗丁谓党羽。当贬黜到丁谓党中的首恶枢密使钱惟演时,当时的另一个宰相冯拯也说了话:“惟演以妹妻刘美,实太后姻家,不可与政,请出之。”本来,这种话在刘太后摄政时期是会惹恼她的,但在当时对丁谓一党是朝野共愤的气氛下,刘太后尽管不满也无可奈何。

 宋世已无武则天:李妃与刘太后的结局

 从史籍的记载看,在丁谓垮台后朝廷政治走向了相对安定的形势下,刘太后的确在一些方面显现出了专权。《宋史》卷310的卷末论赞就指出:“章献临朝,颇挟其才,将有专制之患。”唐代武则天称帝之前,就已经长期专权。不过,士大夫政治形成之后的宋代政治势态已同唐代大不相同。在临朝称制之初就被规定连接见群臣都必须垂帘的刘太后,在全面掌控朝政方面具有很大限制,因此她跟历史上的少主与太后临朝一样,需要指挥和重用宦官、外戚来贯彻其旨意。因此,在刘太后临朝期间,宦官、外戚势力比较昌炽。《宋史·曹利用传》就记载说“章献太后临朝,中人与贵戚稍能轩轾为禍福。”

刘太后是宋代第一位临朝称制的皇太后。因此,于她于群臣,相去不远的唐代的武则天,便成为一个最近的参照系。最高权力的执掌,必然让她野心膨胀,内心里时时浮现出那位曾经的唯一的女皇。而这也成为士大夫的一块心病,时时防微杜渐,防止武则天在宋朝重现。在《宋史·鲁宗道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章献太后临朝,问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对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刘太后试探地发问,显得有几分心虚。鲁宗道性格耿直,被人称作“鱼头参政”。他的回答,让刘太后清楚地意识到,通向武则天的路途是何等的遥远。

士大夫政治的表述,容易让人们产生一种误解。就是说会被看成为正面意义的表述。其实,无论德政还是恶政,只要是士大夫主宰的政治,都可以称之为士大夫政治。并且,士大夫阶层亦并非铁板一块。固然有多数秉持儒学理念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士大夫,但也不乏贪权营私的无耻士大夫。在刘太后临朝时期,程琳居然向刘太后献上了《武后临朝图》。对于程琳的这种行为,《宋史·程琳传》记载说“人以此薄之”,可见士大夫舆论之一斑。

《宋史·后妃传》记载小臣方仲弓上书请依武后故事立刘氏庙。这实在是让梦想成为宋朝武则天的刘太后高兴的举动。但面对强大的士大夫势力,她只好将提案交给执政大臣讨论。在其他人态度暧昧的情况下,又是鲁宗道,断然反问道:“若立刘氏七庙,如嗣君何?”听到如此发问,刘太后只有断念,并且故作姿态进行了一番表演:“后掷其书于地曰:‘吾不作此负祖宗事! ’”

除了这样明显的事情,士大夫群立场坚定地反对,就是在其他一些具有象征性的礼仪上,士大夫们也旗帜鲜明地防微杜渐。比如,天圣七年,已经临朝了八年的刘太后,想在冬至那天让仁宗率群臣为她上寿。就遭到了范仲淹等人的激烈反对。

寇准写过一句诗,叫“趋时事已非”。刘太后生不逢时,具有武则天的能力,拥有武则天的权势,但生活在士大夫阶层空前崛起,成为政治舞台主宰的时代,便注定她无法成为武则天。

《宋史》的《仁宗纪》记载仁宗出生后,“章献皇后无子,取为己子养之”。《后妃传·李宸妃传》也记载说:“初,仁宗在襁褓,章献以为己子,使杨淑妃保视之。”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狸猫换太子”传说的影子。不过,传说讲刘后也怀孕生子,并且还被立为太子,后来夭折,实属子虚乌有。

在明道元年(1032),四十六岁的李氏默默地死去了。尽管在去世前李氏的地位略有提高,“进位宸妃”,但刘太后依然打算把李氏按宫人草草发送了。这时,悉知内情的宰相吕夷简出面了。他启奏刘太后,希望厚葬李氏。据《宋史·后妃传》记载,压根没想告诉仁宗李氏是其生母的刘太后,看到呂夷简说这件事,吓得要命,忙把仁宗引开,单独同呂夷简谈话。开始她还想打马虎眼,问道,一个宫女死了,值得你宰相这么操心吗?呂夷简说,我是宰相,宫内宫外的事情我都要管。确认呂夷简已知实情的刘太后发怒道,你是不是要离间我们母子?呂夷简说,你要是不考虑你自己,那我什么话说都没有。如果考虑,那就要厚葬。这句话等于是提醒了刘太后,让她知道,早晚仁宗会知道真相的,你不厚葬,到那时你就难办了。于是李宸妃被以一品的礼节安葬。埋葬时,呂夷简又个别嘱托内侍罗崇勋以皇后服入殓,并且用水银实棺。

第二年,六十五岁的刘太后也离开了人世。刘太后寿终正寝,并非如“狸猫换太子”传说所云,是在真相大白之际惊厥而死。终其在世,真相并未大白。刘太后死后,仁宗的叔叔、“狸猫换太子”传说中出现的“八大王”元俨才将真相告诉仁宗说:“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得知真相的仁宗悲愤欲绝。

仁宗“尊宸妃为皇太后,谥庄懿”,还亲赴洪福院祭奠。令人唏嘘的是,母子相见,已成隔世。这也非如传说所云,仁宗与在世的生母相认。在更换棺木时,仁宗一定是想看看完全没有印象的自己生母的面容。看到之后,棺内情形则让哭泣的仁宗安静下来:“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以水银养之,故不坏。”见到生母的面容冠服,对刘太后的愤怒开始减弱。仁宗慨叹道:“人言其可信哉!”从而“遇刘氏加厚”。

如果没有呂夷简当初的劝说和布置,当仁宗得知真相后,朝廷肯定会有一次极大的动荡。

 党争:理解北宋政治史的钥匙

 如果简单地说“狸猫换太子”真实,会立刻遭到专家的非议。不过,我一向以为,空穴来风必是因为有穴,捕风捉影也是由于有影。学者应当比一般非专业人士更能洞察到荒唐无稽背后的真实。那么,在“狸猫换太子”传说的背后,反映的又是什么样的真实呢?

北宋与南宋,在非常时期,有过几次皇太后或太皇太后的临朝。刘太后临朝时期,在士大夫规制下的种种言行,都成为了祖宗法,成为效法和遵守的规范。在那些时期的诏书中,我们常能看到“如章献太后故事”、“依章献明肅皇后故事”的字样。真宗在位二十六年,刘太后临朝十二年,初期的士大夫政治经历了正常时期,经历了非正常时期,其间还伴随着党争的风起云涌,惊涛骇浪。这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全经历。短短几十年的初期士大夫政治,便把此后几百年的政治梗概全面演习了一遍。于是,宋代的真宗时代与后真宗时代,便成为此后历史的故事与先例,那一时代仅仅一两代士大夫的短期作为,则引导了此后的长时段的历史走向。撇去表面荒唐无稽的浮沫,透过“狸猫换太子”传说,洞察到的是一个时代历史的大真实。

研究宋史,人们往往仅注意到元祐党争的残酷,而且人们还总是把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前后的活动视为开宋代党争之端绪,实际上,丁谓贬黜寇准党,王曾贬黜丁谓党,一点也不比元祐党争逊色。可以说开启宋代大规模党争的正是真宗朝后期的政治斗争。从此,宋代政治史上,大小党争连绵不断,愈演愈烈。从宋代开始,士大夫在真正掌控政治制高点的同时,同类间的党争也成为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狸猫换太子”传说正是折射了初期士大夫政治下的派系与党争。党争,实在是理解中国政治史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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