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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一个“贰臣”的贡献(三)——索隐历史尘埃中的细节  

2010-08-21 12:21:35|  分类: 学术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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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一个“贰臣”的贡献(三)

——索隐历史尘埃中的细节

王瑞来

 

然而,这是在战时特殊环境下的和谈。谈判桌上的砝码,需要靠战场上的成果来加重。在和谈即将到来之前,双方都加紧了军事上的较量。为了鼓舞士气,真宗在宰相寇准、毕士安的催促下,决定亲征。前面说到的王继忠复信提及“契丹已领兵攻围瀛州”,所言非虚,在真宗收到这封信的二十天前,辽军主力已将瀛州团团围住,开始了攻城战役。但的确如真宗所言,“瀛州素有备”。瀛州保卫战,持续了十多天,萧太后与辽圣宗亲自擂鼓督战,志在必得。《长编》卷58景德元年十月己酉条记载了瀛州保卫战的激烈战况:

         初,契丹自定州帅众东驻阳城淀,遂缘葫芦河逾关南。是月丙戌,抵瀛州城下。势甚盛,昼夜攻城,击鼓伐木之声,闻于四面。大设攻具,

驱奚人负板秉烛,乘墉而上。知州、西京左藏库使李延渥,率州兵强壮,又集贝、冀巡检史普所部拒守。发礌石巨木击之,皆累累而坠。逾十

数日,多所伤。契丹主及其母又亲鼓众急击,矢集城上如雨,死者三万人,伤者倍之,竟弗能克,乃遁去。获铠甲兵矢竿牌数百万[1]

可以说,瀛州保卫战,让辽军死伤十余万人,极大地削弱了辽军的实力,也极大地打击了辽军的士气,反之则鼓舞了宋军的士气,坚定了真宗亲征的决心。瀛州保卫战大捷是促成“澶渊之盟”的决定性因素。可惜,历来把“澶渊之盟”的促成都归结为澶州城下射杀辽军先锋大将萧挞凛这一充满戏剧性的偶发事件上。前面引述的王安石的那首诗还有这样两句:

         天发一矢胡无酋,河冰亦破沙水流。

南宋初年的宰相李纲更是满怀现实的感慨,写下一首词来讴歌此事:

         边城寒早。恣骄虏,远牧甘泉丰草。铁马嘶风,毡裘凌雪,坐使一方云扰。庙堂折冲无策,欲幸坤维江表。叱群议,赖寇公力挽,亲

行天讨。

        缥缈,銮辂动,霓旌龙旆,遥指澶渊道。日照金戈,云随黄伞,径渡大河清晓。六军万姓呼舞,箭发狄酋难保。虏情慑,誓书来,从

此年年修好。[2]

李纲更是直接把“澶渊之盟”归功于萧挞凛的击毙。当然,继瀛州保卫战大捷之后,这一偶发的事件,也是促成“澶渊之盟”迅速缔结的一个重要因素。辽军在宋军阵前失去萧挞凛这个“幼敦厚,有才略,通天文”大将,心理上的打击要大于军事上的打击。“太后哭之恸,辍朝五日”。以致《辽史》的编者也这样讲:“将与宋战,挞凛中弩,我兵失倚,和议始定。或者天厌其乱,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3]心理因素固然重要,军事实力的削弱则是更重要的因素,一员骁将怎抵十几万人马!

在瀛州之战惨败之后,辽朝求和的愿望更为迫切。《长编》卷58景德元年十一月庚午条载:

          契丹既数失利,复令王继忠具奏求和好,且言北朝顿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继忠又与葛霸等书,令速达此奏。

战场上的胜利,使辽朝口气变软了许多,在以王继忠名义的奏疏中,看不到上一封信那样的武力威胁的词句了。而是说我们停战了,也不敢掠夺,来等待天朝的使者。辽朝很看重这次沟通,因此, 王继忠与葛霸等许多个宋朝的前线将领联系,希望把这封奏疏尽快送达真宗。从辽朝“复令王继忠具奏”来看,辽朝是十分看重王继忠这个具有双重身份的唯一可以进行和谈沟通的管道的。

其实,宋朝的正式使者曹利用早已出发上路。不料中途出岔,当曹利用一行抵达天雄军时,被不了解秘密交涉内情、认为辽朝没有和谈诚意的判天雄军王钦若扣下,没有放行。身为副宰相参知政事的王钦若,是因战事临时被宰相寇准派到天雄军的。以其参知政事的身份,具有很大的权威。公允地说,不能怪王钦若多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险些破坏了和谈,毕竟,在宋辽开战几十年来,还没有过正式的和谈。

由于多渠道的沟通,真宗很快就看到了王继忠的奏疏。真宗一方面回复王继忠,告诉他使者曹利用已在路上,让他告诉辽朝派人到天雄军迎接,一方面给曹利用写了手诏,也同时交给王继忠,让他催促曹利用尽快赶往辽营。答诏全文, 具载《宋大诏令集》卷232:

       葛霸等以卿奏状来。曹利用往,兼报卿令人援接前去。寻闻道路艰阻,尚在天雄。今有付利用手诏,同封付卿,便可闻于大辽,遣人赉送

接援付彼。

由于双方处于交战状态,而且还要从战场送到京城,所以信使往还颇费时日。我根据编年记事的《长编》记载计算了一下时间,前几次书信往复,每次几乎都要花费十几天甚至将近一个月。王继忠在收到真宗答应派遣正式讲和使者的信后,给真宗写了第三封信。但不知为何,王继忠并没有通过真宗派遣的信使李斌来转递这封信,而是依旧使用了一直利用的石普通道。石普从贝州派了一名小军官指使散直张皓作为信使,给已在亲征途中的真宗送王继忠的这封来信。不料,张皓在路经辽军营地时,被辽军抓获。当判明张皓不是普通的俘虏,而是派往宋朝皇帝的信使时,萧太后和辽圣宗对张皓非常重视。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记载:

         上前赐王继忠诏许遣使,继忠复具奏附石普以达。普自贝州遣指使散直张皓特诣行阙,道出敌寨为所得。契丹主及其母引皓至车帐

前,问劳久之。因令抵天雄,以诏促曹利用。王钦若等疑不敢遣。皓独还。契丹主及其母赐皓袍带,馆设加等,使继忠具奏,且请自澶州别遣

速议论和好事。于是,皓以其奏入。上复赐钦若诏,又令参知政事王旦与钦若手书,俾皓持赴天雄,督利用同北去,并以诏谕继忠。

从这段记载可见,萧太后和辽圣宗将抓获的宋朝信使张皓待若上宾,破格亲自接见,并且“问劳久之”。然后请张皓前往天雄军,催促宋朝正式使者曹利用前来。不知是王钦若没有看到真宗催促曹利用赶快上路的手诏,还是对来自辽营的张皓有怀疑,他依然扣住曹利用,不肯放行。作为宋朝军官的张皓,还真守信用,不是离开辽营,便犹如脱离虎口,一去不返。而是重返辽营。照理他并没有为辽朝君主恪守信用的义务。张皓的重返也许正是萧太后和辽圣宗“问劳久之”的效果吧。尽管无功而返,萧太后和辽圣宗对张皓再来,也很意外和高兴,“赐皓袍带,馆设加等”,加以高规格的招待。眼看着王钦若扣住使者曹利用不放,和谈不成,萧太后和辽圣宗很着急,他们让王继忠再给已经到了澶州的宋真宗写信,请求另派使者,前来议和。这次送信的任务,又交给了极有诚信的张皓。张皓也不负使命,将王继忠的第四封信送到了真宗手中。

可以想见,真宗一定对多管闲事的王钦若很恼火。但他也没办法,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自古而然。所以真宗亲自给王钦若下达了手诏,但担心王钦若怀疑手诏的真实性,又让参知政事王旦给王钦若写了亲笔信。这次张皓又充当了真宗的信使,携带着两封信,二赴天雄,催促曹利用出发。与此同时,真宗也给王继忠写了信,告知了上述的处理结果。真宗写给王继忠的信,也收录于《宋大诏令集》卷232:

        继省来章,专候使命。昨自孙崇等回后,寻降手诏与天雄军,令速发利用往彼。今张皓到阙,再览卿奏,果称天雄军以未奉诏旨,尚且稽

留。今再降诏命,令皓赉去勾取。候利用才到大辽,可令皓赴阙。

从萧太后和辽圣宗对小小信使张皓的高规格礼遇,可以看出辽朝一侧急于求和的心情。这不仅仅是由于孤军深入,多次失利,还因为他们大概没有料想到宋朝皇帝会御驾亲征。宋朝皇帝的御驾亲征,不仅会鼓舞宋军的士气,也对倾慕中原文化的契丹人具有威慑力。在做了上述布置之后,真宗还是做了和战两手准备。他指示说:

       彼虽有善意,国家以安民息战为念,固许之矣。然彼尚众兵深入吾土,又河冰且合,戎马可渡,亦宜过为之防。朕已决成算,亲励全师,若

盟约之际,别有邀求,当决一战,剪灭此寇,上天景灵,谅必助顺。可再督诸将帅,整饰戎容,以便宜从事。[4]

真宗讲话的底气很足,充满自信。而这种自信,还是来自军事实力的强大与战争形势已向着有利于宋朝一方转化。

在王继忠的沟通下,宋辽和谈终于得以顺利进行。宋朝使者曹利用受到了与辽朝宰相韩德让同坐的上宾礼遇。然而,由于“议未决,乃遣左飞龙使韩杞持国主书与利用俱还”。由于双方对峙于澶州,距离很近,所以当第一天“议未决”,曹利用陪伴辽使韩杞来到澶州,第三天宋朝方面就看到了辽朝的国书,并商议了对策。究竟是在什么问题上“议未决”,双方僵持了呢? 《长编》记载辽朝国书“以关南故地为请”。前面说过,最初接到王继忠转达的辽朝讲和意向时,真宗就担心辽朝在和谈时会索要五代曾经割让给他们、后来让宋朝占领的关南地。此时,真宗看到辽朝国书,不禁说到:“吾固虑此,今果然。”但如前所述,宋朝原则已定,即绝不归还关南地。但此事没有写进宋朝国书,只是让曹利用口述。再次派遣曹利用去辽营之前,真宗对曹利用交代了谈判原则:“地必不可得,若邀求货财,则宜许之。”曹利用再次到了辽营之后,根据真宗交代的谈判原则,坚决拒绝了辽朝的返还关南地的请求。“其国主及母闻之,意稍怠,但欲岁取金帛”。看来辽朝求地不成,只好退而求其次,转向求财。最后,曹利用根据宰相寇准给他限定的数额上限,“许遗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议始定”。[5]这就是“澶渊之盟”达成的初步协议。

协议是在不利于辽朝的形势下进行的。在曹利用初到辽营的那天,正是大将萧挞凛被宋军击毙的第五天。萧挞凛阵亡,“太后哭之恸,辍朝五日”。正是在辍视朝的第五天,尚处于悲戚沮丧之中的萧太后,强作欢颜来接待三十年来的第一位宋朝正式使者。当然,当时宋朝一方尚未得知萧挞凛的死讯。在萧挞凛阵亡的第九天,宋朝才从辽营逃出的农民那里得知此事。第十天,当曹利用再赴辽营的时候,自然已经知道了此事,所以他十分强硬地拒绝了辽朝的关南返还的请求,而辽朝也没有过多讨价还价就答应了岁币数额[6]

不过,劳师远征,就这样签订了合议,辽朝方面实在是心有未甘。当和谈正式开始,完成了沟通使命之后的王继忠,就退隐到了幕后,静静地关注着和谈的进行。但心有未甘的辽朝君主觉得还是需要动用王继忠这个重量级的砝码。于是就让王继忠去见宋使曹利用。《长编》卷58景德元年十二月癸未条载:

        议始定,契丹复遣王继忠见利用,且言:南北通和,实为美事。国主年少,愿兄事南朝。又虑南朝或于缘边开移河道,广浚壕堑,别有举动

之意。因附利用密奏,请立誓,并乞遣近上使臣持誓书至彼。

从这条史料记载看,辽朝君主让王继忠同曹利用进行交涉、并向宋真宗提出的要求,主要有如下两点。第一,两国皇帝以兄弟相称。第二,要求明确立下誓书,以免日后宋朝违背协议。第二天, 曹利用就陪伴辽朝使者姚柬之,带着王继忠给真宗的密奏,即第五封信,回到了澶州。宋朝方面完全答应了王继忠信中的要求。《长编》卷58景德元年十二月丙戌条载:

         柬之入辞,命西京左藏库使、奖州刺史李继昌假左卫大将军,持誓书,与柬之俱往报聘。金帛之数如利用所许,其他亦依继忠所奏

云。

我查了一下宋朝使者李继昌的履历。李继昌,《宋史》卷257有传,是宋初太祖、太宗两朝元老、开国元勋李崇矩之子,是家世显赫的将门之后。如果不是他本人不愿意,李继昌就成了驸马爷、真宗的姐夫了。以具有这样背景的人做使者送誓书,自然是满足了王继忠信中“遣近上使臣持誓书至彼”的要求。以誓书的形式来体现盟约的内容以及向天地神灵发誓守约,也是遵从了王继忠的请求。至此,“澶渊之盟”完全形成。宋辽两朝誓书文本如下:

         维景德元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共遵成信,虔奉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

费。每岁以绢二十万疋、银一十万两、更不差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

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陇亩稼穑,南北勿纵惊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

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衹,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逾此盟,不

克享国。昭昭天鉴,当共殛之。远具披陈,专俟报复。不宣,谨白。

       维统和二十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宋皇帝阙下:共议戢兵,复论通好。兼承惠顾,特示誓

书。云“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疋、银一十万两,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

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陇亩稼穑,南北勿纵惊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壕完葺,一切

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祗,告于宗庙社稷,子孙

共守,传之无穷。有逾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鉴,当共殛之”。孤虽不才,敢遵此约。谨当告于天地,誓之子孙。苟逾此盟,神明是殛。专具咨

述。不宣,谨白[7]

考察以上誓书,两国皇帝以兄弟相称并未写入,大概这只是一种私下约定,所以被认为没有必要正式写入。许多学者所说的双方画定边界,也并没有明确写入,誓书中的“各守疆界”,不过是维持各自占有的疆域现状。重要的是双方宣誓不再开战,维护永久和平。前面的引言说过, “澶渊之盟”的签订, 等于是中原王朝承认了一个异族王朝的名正言顺,对习惯于“天无二日”的中原王朝来说造成了一定的精神冲击。其实,平心静气地想想,也不能过于夸大这种精神冲击。“澶渊之盟”在政治上的意义,是以誓书的文件形式承认了双方,也等于是建立了正式的邦交。实际上,作为实施有效统治的政权实体,是不待他国的承认与否的。就像在战争状态下,宋朝人称契丹为“寇”为“虏”为“贼”,和谈前后,真宗称“大辽”,誓书称“大契丹”一样,前者是感情化的蔑称,后者也是感情化的尊称。不管称呼如何,都无妨其存在。

在“澶渊之盟”签订后,辽军出境之前,真宗与王继忠之间又有过一些通信往来,处理盟约后的遗留问题。一次是真宗“赐王继忠手诏,令告契丹,悉放所掠老幼”。[8]还有一次是“王继忠具奏,北朝已严禁樵采,仍乞诏张凝等,无使伤杀北朝人骑”。[9]这是因为尽管已有不战之约,但宋朝将领一直想乘辽军撤退,途中邀击。宋真宗对此进行了制止[10]。但杨业的儿子杨延昭就不顾盟约深入到辽境攻略[11],张凝的部队也一直尾随到辽军出境为止[12]。可见尽管有了誓约,但如果不精心维护,这一纸和约还是很脆弱的。宋真宗和王继忠都着意对这一和约的维护做了努力。

战事结束,辽军出境, 王继忠也完成了自己的和平使命。时势造英雄,就是说时势给了英雄施展的机会,从而使英雄得以成为英雄。不仅限于英雄, 此时此势,或者是彼时彼势,让顺应时势的人获得了成功。这里, 呼唤和平的时势是重要的成功条件。

 

 



 



 

[1] 除了《长编》,相近记载还见于《宋史》卷273《李延渥传》。


 

[2] 李纲:《喜迁莺·真宗幸澶渊》(《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3]《辽史》卷85《萧挞凛传》。


 

[4] 以上引文以及所述王继忠与真宗书信的第三、第四个往复并其中曲折,见于《长编》卷58景德元年十一月甲戌条记载。


 

[5] 关于岁币数量,据《五朝名臣言行录》前集卷4记载,本来宋真宗交代的底线是“百万以下皆可许也”。但在曹利用临出使前,又被宰相寇准招去,严厉地对曹利用说: “虽有敕旨,汝往,所许毋得过三十万。过三十万,勿来见准,准将斩汝。”听了寇准的话, “利用股栗,再至虏帐,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尽管这段戏剧性的描写类乎野史稗说,但从真宗的急于求和的心理和寇准的跋扈性格,以及寇准曾提出过更为苛刻的和谈条件等诸方面看,这个记载是可信的。


 

[6] “澶渊之盟”的顺利缔结,实与辽朝了解了当时宋朝的军事实力有关。据《长编》卷58景德元年十二月庚辰条记载, 曹利用在陪伴辽朝使者韩杞回到澶州宋军行营时,曾派懂契丹语的手下窃听了韩杞与随行的谈话。韩杞说,你们看到澶州北寨的士兵了吗?士卒精锐,武器先进,和以前听说的不一样,太可怕了。韩杞的这种实地观感,无疑如实传达给了萧太后,恐怖的心理也一定一并感染了过去。


 

[7] 以上宋辽两朝誓书文本,据《长编》卷59景德元年十二月辛丑条注文录入,个别文字据《契丹国志》、《鸡肋编》卷中之援引校正。


 

[8]《长编》卷58景德元年十二月戊子条。


 

[9]《长编》卷58景德元年十二月乙未条。


 

[10] 出处同上。


 

[11] 出处同上。


 

[12] 出处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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