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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一个“贰臣”的贡献(五)——索隐历史尘埃中的细节  

2010-08-21 12:34:03|  分类: 学术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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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一个“贰臣”的贡献(五)

——索隐历史尘埃中的细节

 

王瑞来

 

           四, 有所超越:政策与认识

 

殷末周初,易代之际,出现宁肯饿死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尽管对周公崇拜有加的孔子,仍然大加赞扬两个人的凛然气节。一千年后,唐代的韩愈,专门写了《伯夷颂》,来歌颂这两个人。而后,宋代的范仲淹又把《伯夷颂》恭恭敬敬地誊写下来,手迹流传至今。北宋的真宗、仁宗之际,道学开始形成,至南宋而大盛,终于在此后的元明清,不管华夷变态,无论江山鼎革,都巍然立于至尊。其中,儒学而后的道学,大加推崇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终于从政治立场普及为忠义文化。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 忠节观念也一步一步从国家走向了社会的终端家庭。誉之者,归功于道学的倡导, 毁之者,目之为道学杀人。其实,这种观念并不是从道学才开始提倡的,这正是儒学一贯的道统。在宋代, 范仲淹正可以说是这一道统的关节点。他书写《伯夷颂》,提倡名教,奖掖道学先进如孙复、李觏、张载等辈。无怪后来的道学至尊朱熹说: “本朝的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作成起来也。”[1]范仲淹进士及第的真宗朝,正是宋朝着手精神建设的开始。从这个时代起,以“长乐老”自称,仕四朝十君的冯道,逐渐开始成为反面人物。

然而, 王继忠就生活在这个时代。如果,他没有战败被俘,可能会默默无闻地老死军旅。如果,他真的像宋朝当初所认为的那样战死沙场,在暂短的褒扬热闹过后,坟头也会荒草萋萋,没有几个人会记得他。可是偏偏命运弄人,让他做了俘虏,还让他在敌国富贵荣华。如果,仅仅如此,以变节投敌四个字,也足以盖棺论定。可是历史又偏偏选择了他,斡旋和约,使两个敌对大国百年和好。

王继忠本人并不复杂,他是一个勇敢的军人、尽职的官僚,甚至还缺少官场上必要的城府。可是,却让评价他的人颇费踌躇。这是因为千百年来像染色体一样代代相承的传统,使评价的人变得复杂了。这是王继忠还活着的时候便遭遇的两难。我们来看一下出现在澶渊议和时的一个场景。辽朝使者姚柬之来到了宋朝真宗行宫。翰林学士赵安仁作为接伴使负责接待。两个人在针锋相对地讲了不少话之后, 姚柬之把话题转到了王继忠身上。

         柬之又屡称王继忠之材。安仁曰:继忠早事藩邸,闻其稍谨,不知其他也。[2]

这是李焘《长编》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赵安仁的回答,非常简短而平淡。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王继忠早年在王府工作,我只听说他挺老实的,别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赵安仁没有展开这个话题呢?因为这个话题实在是既敏感又复杂,现实利益与传统理念错综交织。在《宋史》卷287《赵安仁传》中,也有同样的记载:

         王继忠将兵陷没,不能死节,而反事之,柬之屡称其材。安仁曰: 继忠早事藩邸,闻其稍谨,不知其他。

两相比较,可以发现,《宋史》的记载比《长编》多出了“王继忠将兵陷没,不能死节,而反事之”一句局外人的旁白。这句多出的局外人的旁白,正是赵安仁的心结,难于展开话题的关键。赵安仁既不能迎合辽使,违心地称赞王继忠,又不能抨击王继忠,只好一语带过。在当时对五代入宋不守忠节的“贰臣”已经有所非议的氛围中,赵安仁回答,避开了如何评价的难题。无怪乎当时对赵安仁的应对本身,给予了很高的肯定:“安仁敏于酬对,皆切事机,议者嘉其得体。”[3]

《宋史》和《长编》的编修, 根据的都是宋朝国史之类的资料,本源应当是相同的。但为何《长编》没有这句话,而《宋史》却多了这一句呢?我估计是崇尚道学的元朝史官们加入的。有两个旁证,这就是《辽史》和《宋史》的《王继忠传》传后元朝史官写的论赞。《辽史》的论赞是这样写的:

          继忠既不能死国,虽通南北之和,有知人之鉴,奚足尚哉!

《宋史》的论赞与《辽史》如出一辙:

         继忠临阵赴敌,以死自效,其生也亦幸而免。然在朔庭,贵宠用事,议者方之李陵,而大节固已亏矣。

如何看待这些对于王继忠的批评呢?我们的思考不应当脱离当时的具体环境。如果脱离了,左右我们思考的就只剩下抽象的价值判断了。前面说过,这个问题在当时,现实利益与传统理念就已经“剪不断理还乱”般地缠成一团了。其实,在宋朝君臣眼中, 从王继忠死而复生的那一刻起, 也就是当王继忠的议和信件一出现,这个问题就与之俱来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当时大臣们看到王继忠来信时的反应:

         咸平六年,云州观察使王继忠战陷敌中,至是,为敌人奏议请和,大臣莫敢如何。

请注意,“大臣莫敢如何”,即一个个都不敢表态的原因,是把王继忠来信看作是“为敌人奏议请和”。在这里,敌我是黑白分明的。“陷敌中”不死,又为敌人做事,无异于投降变节,谁还敢说什么。传统的价值判断已经阻塞了冷静的分析。幸亏,有一个明白人站出来说话,否则,和平的机会很有可能擦身而过。宰相毕士安“以为可信,乃赞帝当羁縻不绝,渐许其成”。[4]

实际上,空洞的价值判断就像纸上谈兵,现实的利益永远高于一切。这正像大宋王朝可以花钱买和平,大宋天子可以放下自尊,称对方为大辽,与大辽皇帝称兄道弟一样。从前面所述真宗、仁宗两代宋朝皇帝对在辽朝为官的旧臣王继忠礼遇有加,对王继忠留在中原的家人照顾倍至,也可以看出,宋朝君臣已经用维持和平这一现实利益超越了传统的价值判断。这种超越,包括承认“天有二日”,包括宽容王继忠的“投降变节”。如果没有这种超越,就不会有“澶渊之盟”的缔结。

其实,即使是处于对“贰臣”非议的氛围之中,当时的士大夫对传统的价值判断已经有了超越。这正是现实利益的考量使然。考察历史上的思想认识,也有一个考察方法与考察对象的问题。距离王继忠生活的时代已经有些时日的评论,与王继忠的同时代人的评论,应当说是有所不同的。时下流行的长时段的考察方法,固然除去了身在此山的模糊,但各个时代添加给山峰的云雾,也让山峰产生了变形。我觉得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尤其适用。时代愈久,思想添加物的积淀就愈多,就愈难看清庐山真面目。因为脱离了彼时彼地的特定环境,没有了利益缠绕与现实考量,便可以轻松地、不担负责任地任由思想驰骋、观念发挥了。就像对于王继忠的评价,降至元代,没有了宋辽长年厮杀征战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压力,自然可以轻松地指责王继忠“不能死国”、“大节有亏”了。

因此,对于王继忠的评价,我想回到原点,考察一下王继忠的人品与讲和行动的初衷。

先来看王继忠的人品。关于王继忠的人品,从前面的考述,已经片片断断可以窥见。这里只是归纳一下。

先看事宋。在东宫的王继忠尽职尽责,正直敢谏,为真宗以及同僚所敬畏。在战场上的王继忠身先士卒,连《契丹国志》都说“王继忠率麾下死战”。[5]之所以如此,王继忠的想法是,“自以被遇厚恩,力战图报”。[6]在古代,皇帝就是国家的象征,忠君与报国是联系在一起的。无援死战,力尽被擒,可见王继忠并非是贪生怕死的软骨头。“力战图报”的记载,表明王继忠的确是想战死沙场,以死报国的,前面引述的《宋史》论赞就明确说王继忠“以死自效”。可是,有时候,死也不是一个人自己所能决定的。也许,有人会拿出同样在战场被俘的杨业来和王继忠比较。不错, 杨业被俘后绝食而死, 王继忠却受降为官。对死,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选择不死的王继忠,一定是有着不死的牵挂。在辽朝拥有高官厚禄的王继忠,依然向宋真宗提出回国的要求,不正是体现着这种牵挂!在辽朝,每次见到来访的宋朝使者,每次接到他们转交的皇帝的礼物, 王继忠都是“服汉章,南望天阙,称未死臣,哭拜不起,问圣体起居,不避敌嫌”,[7]这样的表现,也不是投降变节、卖身求荣之辈所能做得出来的。

再看事辽。辽宋两侧的史料都说王继忠“悉心勤职”[8]、“事必尽力”。[9]不仅仅是做个循吏, 王继忠依然像服务于宋朝一样,直道如矢,敢于进谏,并不避讳自己降人的背景,也不怕得罪契丹权贵。这样做的王继忠遭遇过误解,也得到过理解,最终获得了辽朝君主的“明于知人”之誉。《王文正公笔录》指出了王继忠为辽朝君主所重的原因: “继忠为人有诚信,北境甚重之。”看来直到今天还常讲的“诚信”,是不分古今和民族的。这正是人格的力量。

王继忠不仅如上述恪忠职守,直言敢谏,还有着不诿过于人的可贵品质。王继忠在降辽后初次写给宋真宗的信中,叙述了被俘的经过。明明是主将王超的不施援手而导致战败的,但王继忠还不忘为王超开脱,“非唯王超等轻敌寡谋,亦臣之罪也”,进行自我谴责。

综上所述, 王继忠的人格无可厚非。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王继忠讲和行动的初衷。

《王文正公笔录》记载:

           我师败绩,继忠遂为契丹所获,因授以官爵,为其婚娶,大加委用。继忠亦悉心勤职,由是渐被亲任。乃从容进说曰:窃观契丹与

    南朝为仇敌,每岁赋车籍马,国内骚然,未见其利。孰若驰一介,寻旧盟,结好息民,休兵解甲?为彼此之计,无出此者。国母春秋已高,

   国主承袭已岁久,共欣纳之。

王继忠对辽朝君主的进言,是站在辽朝的角度上分析两国交战给经济和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的。然而,王继忠并不仅仅是为辽朝考虑的。战争犹如一柄双刃剑,是祸及双方的。王继忠讲和提议的出发点,他自己已经明确说出,是“为彼此之计”。我以为王继忠的无可推托的使命和他的自我期许,不在于曾为“战俘”的背景,而在于他“贰臣”的身份,所以才会有那样的“为彼此之计”。这是他在自己的立场上,以自己特有的身份,来说服辽朝和宋方,是从自身出发的为彼此的周全。所以,最终他的提议能够为宋辽两朝的统治者所接受。“为彼此之计”,就是一种超越,就已经超越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狭隘立场。在当时,超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狭隘立场的共同目标,就是和平。而恰恰是“结好息民,休兵解甲”的和平,才能超越狭隘的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才能带来双赢, 带来共同繁荣。正是王继忠有了这种难能可贵的“为彼此之计”的超越,这个昔日的战俘,才会不避嫌疑,不辞辛苦,千方百计,三番五次,终于促成了“澶渊之盟”,带来了两国百年和好。

在当时人对王继忠的评价中,我很看重王曾的评论。前面曾几次引用过王曾的《王文正公笔录》。王曾是王继忠的同时代人,说不定两个人还彼此见过面。王曾既是典型的士大夫,又是一个政治家。他在真宗后期与权相丁谓等人的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突围,后来占领了政治高地,当了宰相。王曾的王继忠评论,应当说是既有着现实关怀,又有着政治家的冷静的,却少了后来道学家的酸腐和冷漠。他借辽人的口说出了这样的话:

         彼土人士或称之曰,古人尽忠,止能忠于一主,今河间王南北欢好。若此,可谓尽忠于两国主。

“尽忠于两国”的王继忠,比只尽忠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前人,其超越,就在这里。接着王曾又说:

        继忠身陷异国,不能即死,与夫无益而苟活者异矣。

与苟且偷生者不同的正在于, 王继忠“尽忠于两国”、“为彼此之计”的认识超越,而正是由于这种认识的超越,使他促成了“澶渊之盟”,做出了一个战俘乃至“贰臣”的贡献。而宋辽两国对王继忠的共同肯定,也可以说是在具体问题上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畛域。

 

        五,附论:“王继忠现象”引发的振荡

 

“王继忠现象”,在“澶渊之盟”之后,在宋朝也引发了持续的振荡。

“澶渊之盟”缔结过去了将近四十年之后, 长期依违于宋辽之间的西北小国党项人的西夏,宣布独立。这一举动引发了宋夏战争。仁宗康定元年(1040),三川口之战,宋军大败,大将刘平被俘。但当时战场情况混乱,人们尚不知刘平究竟是战死还是被俘。一名从战场上逃回的军官,报告说刘平投降了西夏。接到报告,朝廷便派禁军迅速包围了刘平在河中府的府邸,并派后来成为宰相的殿中侍御史文彦博设置特别法庭,又派庞籍前往审讯。对于朝廷的这种做法, 天章阁侍讲贾昌朝表示了异议。上言说:

           汉杀李陵母妻,陵不得归,而汉悔之。先帝厚抚王继忠家,卒得其用。平事未可知,而先收其族,使平果存,亦不得还矣。

贾昌朝用了正反两个事例来说明抓捕刘平家属的做法不明智。其中之一就是真宗厚抚王继忠家的例子。他说正是这种厚抚王继忠家属的做法,使王继忠最终发挥了积极作用。后来朝廷听从了贾昌朝意见,没有抓捕刘平的家属。当据传闻得知刘平战死后,对家属进行了优恤。[10]宋朝史官把贾昌朝的上言写进了国史,加以肯定。其实,国史所据,当是王安石所写的贾昌朝神道碑。在神道碑中,王安石这样写道:

          刘平为赵元昊所得,边吏以降敌告。议收其族。公言:汉杀李陵母妻子,陵不归而汉悔,真宗抚王继忠家,后赖其力。且平事固未可

知。乃不果收。[11]

由于神道碑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宋代名相王安石所写,所以流传很广。不仅为宋朝国史所采用,而且金朝著名文人元好问在他的《东平贾氏千秋录后记》[12]中,也几乎原封不动地引述了这件事。南宋真德秀原编的《续文章正宗》[13]和明代人编选的文章范本《文章辨体汇选》[14]则全文收录了这篇贾昌朝神道碑。从贾昌朝的发言,到王安石记述, 元好问的转引, 真德秀的收录,明代人的编选,王继忠的事情都是作为正面的事例来讲的。这也就意味着包括王安石在内的历代人对王继忠的肯定。至少,当时的朝廷听从贾昌朝意见,在尚不明刘平是否战死的情况下,没有迫害刘平家人,证明王继忠的事例已经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影响了政府的俘虏政策。而王安石的文章后来被广泛引用,则在意识形态上持续了积极的影响。战争不幸,战俘更不幸,以人为本,善待战俘。这则是王继忠本人也未曾想到的他的事例所引发的积极作用。这该算做贾昌朝和王安石的一种超越吧。

 

〔附记〕本文写于2007年元旦,发表于2007年3月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国际研讨会,收录于中华书局2008年11月出版之《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



 



 

[1]《朱子语类》, 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卷47《论语》。


 

[2]《长编》卷58景德元年十二月甲申条。


 

[3] 出处同上。


 

[4] 刘挚《忠肃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巻11《毕文简神道碑》。


 

[5]《契丹国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卷7。


 

[6]《隆平集》,台北:文海出版社,《宋史资料萃编》第一辑影印本,1967年,卷18《王继忠传》。


 

[7]《玉壶清话》,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卷4。


 

[8]《王文正公笔录》。


 

[9]《辽史》卷81《王继忠传》。


 

[10]《长编》卷126康定元年三月戊寅条。


 

[11]《临川文集》, 四部丛刊初编本,卷87。


 

[12]《元好问全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卷34。


 

[13] 文载《续文章正宗》(《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卷3。


 

[14] 文载《文章辨体汇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卷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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