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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一个“贰臣”的贡献(二)——索隐历史尘埃中的细节  

2010-08-21 12:14:21|  分类: 学术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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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一个“贰臣”的贡献(二)

——索隐历史尘埃中的细节

 

王瑞来

 

              二, 尽忠于两国:“澶渊之盟”前后的王继忠

 

望都之战,不过是辽军小试锋芒。第二年秋高马肥之际,萧太后与辽圣宗,纠集十万兵马,号称二十万,大举南下。战事一开,辽军进展顺利,仅用两天时间,就先后攻破顺安军(今河北高阳东),攻陷遂城 (今河北徐水县境),继而突破王超守卫的宋军唐河防线 ,进驻阳城淀(今河北望都)。紧接着“围瀛州,直犯贝、魏”。辽军的凶猛攻势,让宋朝“中外震骇”。宰相寇准与毕士安力排众议, “合议请真宗幸澶渊”。 [1]于是,便有了澶渊亲征。

辽朝倾国南下,并且进军迅猛,大有一举灭宋之势。其实, 辽朝悬师深入,实在是孤注一掷,兵走险着,真正目的似乎是在以战逼和。北宋建国以来,先是太祖伐北汉,继而太宗誓夺燕云十六州,便与北方大国契丹辽朝战事频生。宋朝尽管有几次大的败绩,但也有不少大捷。双方互有胜负,实力也是彼此伯仲。所以,辽朝要想一举灭宋,除非要有一百多年后的女真人那么幸运,那就是宋朝文恬武嬉,全社会富庶腐化,而国力衰弱。那样就可以不必全面进攻,直捣中枢,一举灭宋。然而此时非彼时,此时的宋朝,正处于国力上升时期,还绝不能说“积贫积弱”。即使是辽军统帅在南下之初也许心存幻想,但实际上的进攻并不顺利,互有胜负。辽军在进攻北平寨 (今顺平县境)时,为田敏所拒。转而东趋保州时,又被杨延昭所阻[2]。面对并不顺利的进攻和孤军深入的形势,也会让他们清醒起来的。因此,以战逼和,在获得最大利益之时,尽快了却战事,当是最为明智的选择。这时候,历史便选择了王继忠。

在宋朝成了“烈士”的战俘王继忠,在辽朝并没有被杀,没有被虐待,甚至都没有被冷遇。《辽史》卷81《王继忠传》记载:“太后知其贤,授户部使,以康默记族女女之。”就是说,摄政的萧太后不仅授予了这个宋朝战俘官职,还许配给他一个贵族女子做妻子,好让他安心为辽朝效忠。对此,王继忠也没有让萧太后失望。《辽史》接着写道:“继忠亦自激昂,事必尽力。”

这里,我想先探讨一下辽朝厚遇王继忠的原因。先从王继忠本人的职业来看。王继忠作战英勇,这首先就让尚武的游牧民族契丹人有所敬佩,再者《宋史》本传说他为人“谨厚”的性格,也容易让人产生好感。再从王继忠的背景来看。王继忠是宋真宗的亲信,仅此一点就决定了王继忠具有潜在的利用价值。上述两点,其实王继忠自己也很清楚,他后来给真宗的信中就述说过原因是“早事宫庭,尝荷边寄”。[3]

进一步从深远的历史背景来看。包括王朝体制之类的政治文化在内的中原汉族文化,像一块引力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接近它的其他民族。早在耶律阿保机的建国之初,就效法中原建元立国号,皇帝着汉服,都城依汉式。并且还专门在都城区划出汉人的居住地,还设置了孔子庙。接管燕云地域后的契丹人及其辽王朝,则更为迅速地走向汉化。中原王朝的大一统的政治体系让契丹人欣羡,成为效仿的对象。向来,汉族王朝以中原为中心,放眼全国,以中原以南作为主要的统治区域,所以产生了“南面为王”的政治习俗。而效仿中原王朝体制的契丹人,既要统治比北宋领域还要广袤的北方,还要管理华北等汉族地域,并进而南下,所以就不能单纯地“南面为王”,而是“东面为王”,分别设置南面官和北面官,来因俗而治。“东面为王”,固然与崇尚太阳的生活习俗有关,但也不能说没有实现统治南北两方混同华夏的企望。出于这种现实考量与长远梦想,辽朝吸收了大量的汉人,从中央到地方,任命了大量的汉族官员。在萧太后摄政的时代,倍受宠信、掌握很大权力的韩德让,就是汉族出身。因此,王继忠受到辽朝厚遇,既有其偶然性,更有其必然性。

在王继忠那里,“半生食汉禄”的背景,并不能像录音磁带一样说抹掉就能抹掉的。尽管被授予了官职,但降将的身份,也会使向来“谨厚”的王继忠小心翼翼地揣摩新主人的心思。尽管在受降之初,“继忠亦自激昂,事必尽力”,慷慨激昂地向萧太后表示效忠。然而,辽宋开战,一方是故国,一方是新朝,使王继忠最难自处。不过,长期服侍于真宗身边的王继忠,应该说是有着相当强的察言观色的本领的,很快就让他在故国新朝之间找到了最适合他的突破口。《长编》卷57咸平六年闰九月乙亥条载:“初,殿前都虞候、云州观察使王继忠战败,为敌所获,即授以官,稍亲信之。继忠乘间言和好之利。时契丹母老,颇有厌兵意。虽大举深入,然亦纳继忠说。”

王继忠言和说的提出,作为曾经殊死厮杀于沙场的将军,自然有着曹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4]以及后来范仲淹“将军不寐征夫泪”[5]那样的诗句所吟咏的感同身受,他耳闻目睹并且亲身经历了宋辽间无休无止的征战。我猜想, 王继忠最初的出发点,或许是处于新朝故国间难以言说而复杂的心绪,以及对自身所肩负无可推卸的历史使命的认同和期许。持续了三十多年的拉锯式的消耗战,让宋辽双方都不堪人力、物力的重负。所以不仅辽朝萧太后有厌兵意,宋真宗其实也有着强烈的和平愿望。商品经济的发达,已经让宋人有了花钱买和平的想法。这一想法的产生,甚至可以上溯到太祖设置“封樁库”。当然作为并不普遍的个例,在前代也可以找到。后来宋真宗向和谈使者曹利用交代可以支付岁币的底线时甚至说,“百万以下皆可许也”。[6]王继忠的言和说,可以说契合了辽宋两国统治者的心理。于是,讲和就成了王继忠造福于辽宋、创造其人生辉煌的突破口。

尽管都有讲和的愿望,但交战的双方需要有一个沟通的管道。既是宋朝旧将、又是真宗亲信的王继忠就成了最佳人选。在战场上颇多失利的萧太后,“纳继忠说”,派遣小校四人,带着王继忠的亲笔信,携持信箭,去见宋朝的莫州都部署石普。辽朝小校对石普讲:“契丹主与母召至车帐前,面授此书,戒令速至莫州送石帅。”由此,可以看出萧太后和辽圣宗对和谈一事的重视程度。这无异等于是辽朝的最高层通过王继忠这一足以增加信赖度的沟通管道,向宋朝方面抛出了试探气球。事关重大,石普自然不敢怠慢,当天就派人将信送往了京城。

关系如此重大的信件,为什么没有通过别的人,而要通过驻守在莫州的石普转送呢?王曾的《王文正公笔录》道出了其中玄机:“(石普)素与继忠同在东宫。”原来,石普与王继忠是真宗潜邸时的旧交。有这样一层关系,自然是可以信赖的。王继忠不仅给石普写了亲笔信,还给真宗附上一封密奏:

臣先奉诏充定州路副都部署,望都之战,自晨达酉,营帐未备,资粮未至,军不解甲,马不刍秣二日矣。加以士卒乏饮,冒刃争汲。翌日臣整众而前,邀其偏将,虽胜负且半,而策援不至,为北朝所擒。非唯王超等轻敌寡谋,亦臣之罪也。北朝以臣早事宫庭,尝荷边寄,被以殊宠,列于诸臣。臣尝念昔岁面辞,亲奉德音,唯以息民止戈为事。况北朝钦闻圣德,愿修旧好,必冀睿慈俯从愚瞽。

在前一年望都之战,朝廷根据主帅王超的报告,一直认为王继忠已经阵亡。连当时编修的《会要》都几乎完全是按照王超的报告来记载望都之战的。[7]至此,宋真宗方知昔日的亲从王继忠尚在人世,并且还在敌国辽朝做了官。大概是百感交集,欲说还休。不过,个人的感受必须暂且放下,和戎大事是压倒一切的。王继忠的信,讲述了望都之战的战况与被俘经过,特别是提到了真宗亲口对他说的“唯以息民止戈为事”的话,不容真宗不信。然而对辽朝和谈的诚意还是有所怀疑的。看了王继忠的信,真宗对宰相等大臣说了如下一番话:

         朕念往昔全盛之世,亦以和戎为利。朕初即位,吕端等建议欲因太宗上仙,命使告讣。次则何承矩请因转战之后达意边臣。朕以为诚

未交通,不可强致。又念自古猃狁为中原强敌,非怀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则犷悍之性岂能柔服?此奏虽至要,未可信也。

真宗承认了这个和谈信息的重要性,但还是半信半疑。同时,真宗的这番话还透露了这样的往事:即在真宗即位后,宋朝政府曾经试图通过太宗去世向邻国辽朝告哀的方式恢复邦交,后来又有边将试图通过辽朝的边臣转达宋朝和谈的意图。但因为双方没有邦交,缺少必要的渠道,上述种种过于唐突的做法,都被真宗否决了。由此可见,由旧臣王继忠而形成的沟通管道,在真宗看来,是“至要”的。

对于真宗的半信半疑,宰相毕士安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说:

       近岁契丹归款者,皆言国中畏陛下神武,本朝雄富,常惧一旦举兵复幽州,故深入为寇。今既兵锋屡挫,又耻于自退,故因继忠以请,谅亦

非妄。

毕士安还是深得为臣之体的,先是捧了真宗一句“陛下神武”这样在今天看来是无聊的话,然后才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他认为,第一,到了真宗时期,宋朝的国力已比太宗时期更为强盛。在太宗时期就曾屡屡向幽燕进攻,一直以恢复燕云十六州耿耿于怀的宋朝,自然使辽朝害怕,所以以攻为守。第二,这次辽军的进犯并不顺利,又不甘无功而退。因此通过王继忠来转达和谈的意向。基于这样的分析, 毕士安认为辽朝的和谈意图是可信的。

无疑,毕士安从远近两方面的有理有据的分析,让真宗信服。但真宗也说出了他的顾虑:

        卿等所言,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彼以无成请盟,固其宜也。然得请之后,必有邀求。若屈己安民,特遣使,命遗之货财,斯可也。所虑者,

关南之地,曾属彼方。以是为辞,则必须绝议。朕当治兵誓众,躬行讨击耳。

从真宗的话里,可以看出真宗的原则是,和谈条件,给钱可以,割地不行,哪怕是曾经是属于对方的领土。关南之地是在五代十国时期丧于契丹之手的,但为太宗所夺回。就像是农民热爱自己的土地,在传统观念里,正所谓皇天后土,君主的守土之责是高于一切的。

一定是君臣商定以后,以真宗的名义,给王继忠写了一封手诏,还是通过正在石普那里等待回音的辽朝小校转达过去的。手诏是这样写的:

       朕丕承大宝,抚育群民,常思息战以安人,岂欲穷兵而黩武?今览封疏,深嘉恳诚。朕富有寰区,为人父母,倘谐偃革,亦叶素怀。诏到日,

卿可密达兹意,共议事宜。果有审实之言,即附边臣闻奏。

君臣商议后的手诏,写的极为巧妙得体。因为王继忠曾是宋朝旧臣,所以手诏是以赐给臣下的口吻写的。虽说是写给王继忠的手诏,实际上先看到的,必定是辽朝君主。在双方没有邦交的情况下,宋真宗无法直接写信给辽朝君主,而像这样以回答王继忠奏疏的手诏方式,曲致意见,实在是有理有利有节。真宗的手诏,十分明确地表达了宋朝的和平意愿。可以这样想像,如果宋朝没有和平的意愿,完全可以用强烈的措辞列举辽朝的罪状,谴责其入侵的。但宋朝并没有这样做,这是由许多因素的制约所决定的。虽然发去了手诏,但“继忠欲朝廷先遣使命,上未許也”。这表明宋朝一方面非常珍视王继忠这一沟通管道,还打算继续利用这一可信而无他的管道。一方面又不打算匆匆贸然派出正式使者。因为宋朝还是想进一步试探,辽朝是否真的有和谈的诚意。[8]

究竟是宋辽哪一方先表示出和谈愿望的,辽朝方面的史料记载与宋朝方面不同。《辽史》卷81《王继忠传》载:

宋以继忠先朝旧臣,每遣使,必有附赐,圣宗许受之。(统和)二十二年,宋使来聘,遗继忠弧矢鞭策及求和札子,有曰:“自临大位,爱养黎元,岂欲穷兵,惟思息战。每敕边事,严谕守臣。至于北界人民,不令小有侵扰。众所具悉,尔亦备知。向以知雄州何承矩,已布此恳。自後杳无所闻。汝可密言,如许通和,即当别使往请。”诏继忠与宋使相见,仍许讲和。

《辽史》是元人依据辽朝实录所编修[9]。这段记载当出自辽朝实录。从记载看,似乎宋朝早已知道王继忠尚在人世,并且已在辽朝任官。这是不合情理的。在此之前,连宋朝的御用占卜专家都预言了王继忠的战败之象,并以“王继忠战殁”的结果纪录来证明其预言之准确。[10]此外,在“澶渊之盟”以前,宋辽之间并无正式邦交关系,更无使节往来,否则,就不需要利用王继忠这个沟通管道,更不需要费尽心思试图通过双方边将传递信息了。可见辽朝史官觉得先向宋朝求和很没面子,所以将事情打了个时间差,依据宋真宗的答诏,伪造了这篇求和札子。而《辽史》卷14《圣宗纪》在统和二十二年(宋景德元年)十一月丁卯(17日)记载: “南院大王善补奏,宋遣人遗王继忠弓矢,密请求和。诏继忠与使会,许和。”这个记载同样是出于辽朝史官的伪造。因为早在两个月前, 王继忠便已在萧太后的授意下,给宋真宗写信了。当然, 如果这个记载是真实的,也许有这样的可能性。王继忠的行动属于秘密接头,南院大王善补所察觉的,已经是后来的事情了。然而无论伪造与否,都没有同王继忠摆脱干系。看来,辽朝史官也还是肯定王继忠在讲和过程中的作用的。

我们还是按照事情的进展顺序来考察吧。

大约一个月后,又经由石普,真宗收到了王继忠的回信。信中说道:

         契丹已领兵攻围瀛州,盖关南乃其旧疆,恐难固守,乞早遣使议和好。

从表面上看,王继忠是站在宋朝的立场上讲话,但究其实质,寥寥数语的回信,充分反映了辽朝的想法与条件。第一, 关南之地,的确是将来讲和时双方必定争议的一个焦点,但在真宗给王继忠的手诏中,还完全没有提及这样的具体问题,只是泛泛地表达了讲和的意向,而王继忠的回信突然提到这个问题,显然是辽朝提出的一个讲和条件。第二,回信中所说的“乞早遣使议和好”,要求宋朝尽快派出正式使者,这表现出辽朝急于讲和的心理。第三,与急于讲和的心理相呼应, “契丹已领兵攻围瀛州”一句,则是以武力相威胁,以战逼和。其实,威胁的背后是心虚。真宗在收到王继忠的回信之前,真宗就“令岢岚、威虏軍、保州、北平寨部署等,深入贼境,腹背纵击,以分其势”。[11]宋朝的这一战略出击,让孤军深入的辽军首尾难顾,具有很大的威慑力。因此,已有成算在胸的真宗,看到回信,根本不在乎辽朝的武力威胁,对宰臣们说:“瀛州素有备,非所忧也。”表现出对宋朝武备的自信。至于是否派遣正式使者的问题,由于已经有了一个回合的书信往复,所以真宗说:“欲先遣使,固亦无损。”于是,“乃复赐继忠手诏许焉”[12],就是说,答应了王继忠代表辽朝的请求。

复信之后,真宗做了两件事。一是“募神勇军士李斌持信箭赴敌寨”。这次不是经由上次的石普渠道,而是直接派人送到辽营。宋朝这样做是有自己的用意的。即这次送信,也算是派遣了非正式的使者,同时直接试探了辽朝的意向。二是命令枢密院选拔赴辽的正式使者。对于赴辽使者,枢密使王继英荐举了下级军官殿直曹利用[13]。在王继忠的斡旋下,宋辽间的历史性和谈即将拉开序幕。

 



 



 

[1]《宋史》卷281《寇准传》。


 

[2]《长编》卷57景德元年闰九月。


 

[3]《长编》卷57景德元年闰九月乙亥条。


 

[4] 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卷27,曹操《蒿里》。


 

[5] 范能睿编:《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集补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卷1,《渔家傲》。


 

[6] 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四部丛刊本,前集卷4。


 

[7]《宋会要辑稿·兵》八之一二。


 

[8] 以上所述王继忠与真宗的书信往复,均见于《长编》卷57景德元年闰九月乙亥条记载。不过,《长编》所载真宗的答诏只是节文,全文载《宋大诏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卷232,题为《赐王继忠诏》,时间记在“景德元年九月乙亥”。按,是年九月壬午朔,月内无乙亥日,而闰九月壬子朔,乙亥为二十四日。可知《诏令集》所记“九月”前脱一“闰”字。


 

[9] 辽朝曾编修《起居注》、《日历》以及《国史》,最终由宰相耶律俨主持,整理成为《实录》。金代两次纂修《辽史》,均以《实录》为底本,然未能成书。元末纂修《辽史》,亦以辽朝《实录》为主要资料,仅用一年时间,匆促成书。


 

[10]《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卷298《象纬考》十二载: “六年正月辛亥,月犯房上,将次将心小星。占曰:将臣死。其年戎寇南牧,副都部署王继忠战没。”如果王继忠一直没有出现,那么术士的骗术也就永远不会穿帮。可惜没有记载, 王继忠重新出现,那些术士是如何自处的。


 

[11]《长编》卷58景德元年十月丙戌条。


 

[12] 真宗答诏全文, 载《宋大诏令集》卷232,亦题为《赐王继忠诏》,时间记在“景德元年十月日”,移录如下: “今月二十六日,石普遣人赉到卿重封奏状,知已领得近降手诏,及言所议通和,固已端的,乞早遣一人到此商量。再阅奏陈,备已详悉。顷从边事,因亏玉帛之欢;既绝使人,遂构干戈之役。两地之交兵不息,四方之受弊实多。疆埸未宁,岁月兹久。今卿再形奏状,将议修和,保高议于欢盟,垂永图于家国。安民继好,今古美谈。况朕自守丕基,常思远略。务诞敷于文德,岂专耀于武功。睹此来音,固叶素志。已议专差使命,致书大辽。止于旦夕之间,令自旦冀前去。卿可具言此意。请谕巡逻之人,候见所遣使车,立令防授引送。俾一介之使,无或稽留。冀两朝之情,得以通达。”


 

[13] 以上所述王继忠与真宗书信的第二个往复,见于《长编》卷58景德元年十月丙午条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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