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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桴子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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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文史, 兼及其他。 兴趣广泛, 自号杂家。 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ruila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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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榜題名後:“破白”與“合尖”(二)  

2010-08-09 08:31:46|  分类: 学术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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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第26卷第3期(2009年9月出版),该期为《文明史中的南宋》专辑。作为笔者近年来所思考的问题和倡言的宋元变革论,本文是长篇论文的第一部分。现将文本转贴如下,以飨同好,并期雅正。

                                                                                                                                                                    ——乘桴子按

 

 

金榜題名後:“破白”與“合尖”(2)

——宋元變革論實證研究舉隅之一

 

 

        三,仕途狹路:金榜題名後的艱難歷程

 

  接下來,我想重點探討的是,在激烈的科舉競爭中入圍,在五千萬人次中脫穎而出的五萬及第幸運兒,他們中的多數在後來仕途上的命運又如何呢? 金榜題名,並不意味著此後的一生便一片光明。正如南宋的曾豐在《謝漕使蘇大卿京狀啓》中寫的那樣,“自讀書而取科第,平生事始得半之”。[36]

   金榜題名,僅僅是獲得了出身。就是說從此在仕途上有了進身的資格。一般說來,及第便予授官。絕大多數授予的僅僅是最低級的幕職州縣官,當時又在習慣上成為“選人”。然後,便開始了在官僚金字塔上的漫長攀登:選人——京官——陞朝——員郎——正郎——卿監——侍從——散執政。[37]

   與品階制度相關聯,南宋的轉官制度源自北宋元豐改制後經過徽宗朝最後定型的制度。文官分為三十七階,自從一品的第一階開府儀同三司到正八品的第二十五階通直郎為朝官,自從八品的第二十六階宣教郎到從九品第三十階承務郎為京官,自從八品的第三十一階承直郎到從九品的第三十七階迪功郎為選人。此外,還有被稱為假版官未入流的通仕郎、登仕郎、將仕郎。[38]進士授官,第一甲第一名徑授京朝官,第二、第三名雖偶有授京官的時候,但一般也同第二甲、第三甲、第四甲進士一樣,授選人官階。以上均給予差遣。第五甲進士守選,不予授官,也不予差遣。可以說,獲得了進士及第與出身的多數,都成為選人。

  近年來,我一直在參與日本東洋文庫的《朝野類要譯註》研究會。《朝野類要》[39]是南宋趙升編撰的一部有關宋代典章制度的辭書式筆記。在《朝野類要》卷2《選調》條有如下的描述:

          選調,承直郎以下、迪功郎以上文資也。又謂之“選海”,以其難出常調也。

南宋的趙彥衛則詳細縷述了選人制度及其沿革:

       選人之制始於唐。自中葉以來,藩鎮自辟召,謂之版授。時號假版官,言未授王命假攝耳。國

 朝既收諸鎮權,自一命以上,皆注吏部選,而選人有七階。留守判官至觀察判官為一等,今承直

 郎、節度掌書記、觀察度支使為一等,今儒林郎、防禦團練軍事判官、京府至觀察推官為一等,今

 文林郎、防禦團練軍事推官為一等,今從事郎、縣令、錄事參軍為一等,今從政郎、試銜知縣、知

 錄事為一等,今修職郎、軍巡判官司戶等參軍主簿尉為一等。今迪功郎,宣和間方改從今制。有舉

 官五員及六考以上,無過,許改入京官。國初任子、進士甚鮮。內而侍從官常參官,外而監司守

 倅,皆得薦舉。歷任及四考,有舉官四員許改官。增考為六考,舉官為五人。於皇祐罷常參官薦

 舉,於康定罷知雜御史以上薦舉,於治平罷通判薦舉,於熙寧禁補發,於乾道削薦紙、嚴歲額,於

 淳熙增教官。添縣丞諸司屬官,而員益冗,舉削日減,人有滯淹之嘆。[40]

   以上兩段平淡的描述背後,訴說著這樣的真實情形:頭懸梁、錐刺骨般長期刻苦的舉子,在科舉的馬拉松漫長競賽中,甩掉近千人之後,千辛萬苦好不容易入圍,擺脫了科場地獄,卻又墜入選調的苦海。金字塔的頂端金碧輝煌,能夠攀登上去的,寥寥無幾,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只是個可望不可及的存在。選人所構成的官僚金字塔底座,十分龐大。並且不僅科舉這架官僚再生產的機器源源不斷地將新的選人輸送進來,《朝野類要》所敘述的“奏補”、“年勞”、“進納”、“捧香”、“西官”、“差攝”等“雜出身”之人[41],還通過銓試等途徑也大量加入到選人大軍中來[42]。龐大的選人隊伍的存在,又構成了新一輪的升遷競爭。處於官僚序列低層的選人要苦苦掙扎於當時人們所形容的“選海”。我們先來歸納一下選人升遷的制度規定。

  選人的升遷有兩個層面。一是在選人七階內的升遷,也就是在“選海”內的翻滾,此謂之“循資”。[43]以處於選人七階最底層的迪功郎為例,有出身者需成三考,有舉主三人方可關陞為縣令,循入七階選人的倒數第三級從政郎。無出身者則需成四考,就是說要擔任差遣滿四年。如果沒有舉主推薦,有出身者則須幹滿兩任成四考,無出身者則兩任成五考,方關陞令錄,循入從政郎。[44]從這一規定看,有出身者不過只是比無出身者少計一考而已,辛辛苦苦取得功名,却優待無多。稍有優待的進士出身的迪功郎,向上升遷一階也需不短的時日。因此、年資是選人首要要跋涉的必由之路。無怪當時人將選人七階稱之為“選海”。升遷路漫漫,尚未躍出便淹死於“選海”的選人不知幾何。

  儘管七階選人的官品與京官看上去並無差距,均在從八品到從九品之間,但地位、待遇、工作性質以及升遷速度上則差別相當大。比如,明確規定選人不得騎馬入宮門。歐陽修最初以選人為館職,在宮門前下馬,被戲稱為“步行學士”。[45]在都堂見宰相,京官可以坐下,選人則要站著。[46]當時,有勢力人家都不願將女兒嫁給選人的家庭,因為出頭無日。[47]無怪乎蘇洵就這樣說過:“凡人為官,稍可以紓意快志者,至京朝官始有其彷彿耳。自此以下者,皆勞筋苦骨,摧折精神,為人所役使,去僕隸無幾也。”[48]蘇洵所說的這種狀況,到了南宋也絲毫沒有改變。

  選人升遷的第二個層面,就脫出“選海”成為京官,此謂之“改官”。在第一個層面上的跋涉,主要是熬年頭,雖費時日,還不算特別困難。要想成為京朝官就更如鯉魚跳龍門一樣艱巨。因為選人除了在做出政績這一點上可以自己把握外,其餘的必要條件舉削與限員則是超出自己的能力之外。作為對蘇洵所述在制度層面的補充,《朝野類要》卷3《改官》載:

        承直郎以下選人,在任須俟得本路帥撫、監司、郡守舉主保奏堪與改官狀五紙,即趍赴春班

  改官。謝恩則換承務郎以上官序,謂之京官,方有顯達。其舉主各有格法限員,故求改官奏狀,

  最為難得。如得,則稱門生。

在我分擔的《朝野類要譯註》條目中,與此有關的,還有卷5《破白合尖》一條:

       選人得初舉狀,謂之破白。末後一紙揍足,謂之合尖,如造塔上頂之意。

   這兩條所說的 “改官狀”和“舉狀”,都指的是官員的推薦書。這裡所說的“五紙”改官狀中,得到第一紙,即是“破白”,得到第五紙即是“合尖”。都是指的選人改京官,脫離選海,走向通達的必由途徑。

   對五份舉狀的提供者,還有具體規定,集要求是直接上司的“本路帥撫、監司、郡守舉主”。這一規定在《中興小曆》卷32也有記載:“選人改京秩,用舉主五員,數中之一,必得轉運副使,或提點刑獄,號為職司。”五份推薦信“最為難得,如得,則稱門生”。“破白”與“合尖”之難,就是指得到舉主之難。戴象麓《干黄倉求合尖》云:“最難脱選者,薦剡之五員。未易全功者,合尖之一紙。”[49]因此,“有官君子,皆以舉削為慮”。[50]可以說,有條件的五份舉狀,既是政府控制官員數量和質量的一道重要關口,也是底層官員奔向光明仕途的一個必經的瓶頸。正如《宋史·選舉志》所言:“銓法雖多,而莫重于舉削改官、磨勘轉秩。”[51]

   從上述史料可知,在科舉過程中,宋朝政府為了避免出現唐代那種“受命公朝,謝恩私門”的狀況,煞費苦心,採取了各種措施,廢“公薦”[52],罷“公卷”[53],“御試進士不許稱門生於私門”[54],但仍然無法制止在改官的過程中官僚之間結成緊密的私人關係。通過薦與被薦,官僚間所結成的牢固的私人關係,已近於魏晉時期人身依附緊密的部曲與家丁,與進與退,俱損俱榮。《宋史》卷450《徐經孫傳》載:“經孫所薦陳茂濂,為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遂以親老謝歸,終身不起。”由此可見,在舉主與皇帝的天平上,門生明顯地向舉主傾斜。寧可負皇帝負朝廷,也不能負舉主。在這裡,儒學治國平天下政治理想的蹤影全然不見。

   南宋後期的有名文人洪咨?除了把取得五通推薦信的過程稱作通常的造塔,又把進入七階選人階段形容為墜入坑中,這個坑顯然猶如火坑。他說:“矧墮七選之坑,欲結五剡之塔。”[55]當然,除了上述常調循資之外,還有酬獎、恩例、奏薦等升遷途徑,但許多途徑都需要有舉主的推薦這樣的人際關係才能獲得較快的升遷。

   選人改官儘管雖有各種途徑,但以磨勘為主。關於磨勘的具體規定,見於《宋史》卷169《職官志》記載:

         磨勘:判、司、簿、尉七考,知令、錄、職官六考,有京官舉主五人,內一員轉運使、副或

  提刑,並磨勘引見,轉合入京朝官。

   這裡的舊官“判、司、簿、尉”相當於新官的“迪功郎”,“知令、錄、職官”則囊括了迪功郎以上的修職郎、從政郎、從事郎、文林郎、儒林郎、承直郎。就是說選人中任何一階均可以通過考核任期內勞績的磨勘改為京官。除了磨勘年限,最關鍵的就是舉主。尋找肯為推薦的舉主,對於選人來說,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對於舉主來說,“舉主各有格法限員”,即每年推薦名額有限。如知州根據管轄的縣數多寡規定每年可以推薦一人到六人,曾任宰相者,每年推薦也僅限五人。[56]

   《朝野雜記》[57]記載有嘉定四年四川舉狀配額與改官人數,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地域選人舉額改官實況的具體觀察。現據所記列表如下:

 

有舉官資格者

舉狀數

備註

帥臣監司

 

 

 

 80

 

 

 

制司大使11;總領賦6;茶馬司5;三路安撫司毎司兩年3(4.5);成都、潼川提刑各5(10);利路提刑5;關外1;蘷路提刑3;四路常平司毎司兩年3(6);成都、潼川轉運司各6(12)(内歲終不除副使者半,利路運判毎兩年又得關外3);蘷路運判兩年3,又歲終不除副使3;四路提舉司每司年年1(4)[58]

前執政

  6

 二人,每人各舉3員

所轄8縣以上知州

  4

每年各舉2員

所轄7-4縣知州

 36

每二年各舉3員

所轄3縣以下州

 31

毎年各舉1員

無轄縣三郡

  3

毎年各舉1員

總計

165[59]

以五紙一員,歲舉改官約計31員

 

                            嘉定四年四川舉額表

 

   從此表可以大體觀察到,在擁有改官舉狀方面,帥臣、監司據有絕大的優勢與權力,合計舉狀佔據了全部的一半。而知州則根據所管轄縣數多寡擁有不同的舉狀配額,不過每年只有一兩個。對於地方官員來說,這真可謂是極為寶貴的資源。舉主負有連帶責任,推薦人兼為保證人。舉官額少,而請求者眾。作為舉主,推薦何人,必然充滿亦公亦私的利益考量。答應並寫下舉狀,對選人來說是絕大的人情。所以《朝野類要》說舉狀“如得,則稱門生”。

    官員推薦選人的名額有限,根本原因是朝廷對每年選人入官的名額卡得過死,名額過少。《燕翼詒謀錄》卷5載:

           通判舉人改官,與太守同。自提舉常平使者列於監司,諸路頓增員數。熙寧元年十二月,始

       詔通判不得舉人改京官。元豐初,詔改官人五日引一甲,一甲三人,歲以百四十人為額。至元祐

       元年四月,罷諸路提舉常平,再命通判歲終舉改官一人,或縣令一人間舉。十二月,以改官員

       多,吏部侍郎孫覺請歲以百人為額,從之。紹聖三年,吏部乞以每甲五人,引見不拘數,則是歲

       有三百餘員也。中興以來,改官人數絕少,歲不過數十人。雖令選人舉官逐員放散,數亦不增,

       至紹熙初號為頓增,亦僅三十餘員。慶元以後,歲有溢額。蓋孤寒路絕,得舉官五員俱足,而不

       得者多。不破白,勢使然也。

  這段記載備述了兩宋選人改官名額的變遷與實況。據《宋會要輯稿》顯示的記載,針對選人改官難的問題,在南宋政權已經大體穩定的形勢下,紹興十九年曾有過改革的考慮,“中書舍人洪遵、中書舍人張孝祥、兼權給事中王晞亮被旨議敕令所刪定官聞人滋所奏論選人改官法”。但由於這項改革牽涉到官僚體制整體結構的變化,牽一髮而動全身,事體茲大,所以選人改官法改革的動議被上述幾個官員以四項理由否決[60],迄至宋亡未有大的改變。

  然而,伴隨著科舉取士規模的擴大,又使原本就存在的員多闕少的矛盾愈加突出。到北宋末年,員與闕的比例,就已達到了三比一。[61]南宋的官員數儘管較北宋大為增加,但先是一年一度,後是三年一次的科舉考試,加上各種途徑入官人,源源不斷的涓涓細流終於匯成相當規模的選人大海。南宋前期的周必大就在奏上的《條具弊事狀》中指出:“比來入流太泛,入仕甚難,受任者至有十餘年不成一任,賢愚並滯,殊無甄別。”[62]

  “入流太泛”,周必大點到了問題的關鍵。其實,科舉規模擴大,並不是形成“冗官冗員”的原因,也不是選人改官“入仕甚難”的原因。關鍵在於恩蔭等雜流入官成為選人者過多。南宋後期理宗寶祐元年科舉狀元姚勉在策問《癸丑廷對》中就尖銳地指出:

           方今冗官之弊,全在任子之多。三歲取士僅數百人,而任子每歲一銓以百餘計,積至三歲亦

       數百人矣。從觀州縣之仕為進士者不十之三,為任子者常十之七,豈進士能冗陛下之官哉?亦曰

       任子之眾耳。閥閱鼎盛,親故復多,挾厚貲而得美除,結奧援而圖見次。考第未滿舉削已盈,寒

       畯之流亦安能及?

   從姚勉列舉的數字看,科舉取士的人數與任子的人數大體相當。而實際積累下來,在地方上科舉出身者與任子出身者的比例則是3:7。並且,有勢力的任子出身的選人獲得舉狀之容易是多數無勢力的科舉出身的選人所無法相比的。姚勉講的是實際狀況。由這一狀況我們可以看出,儘管諸多規定對恩蔭得官的選人在常調上限制較嚴,但這些人由於擁有一般選人所沒有的政界資源,因而在實際上則更容易脫出選海。這種狀況也昭示著制度與實況的乖離。

 

            四,結語:士大夫政治下的制度設計與影響

 

  隆興元年(1163),在半壁江山上重建的宋朝政府已經走過了三十六年的歷程,大約是感到了冗員的壓力,於是在孝宗即位伊始,便明令規定:“選人改官,每年八十員。”[63]這個數額,僅較北宋改官名額稍稍過半。又過了三十多年,到了光宗紹熙初年(1190),據前引《燕翼詒謀錄》載,改官名額“號為頓增”,也僅及三十餘人。而此時的南宋王朝才剛剛走過了三分之一的歷程,此後的歲月對於普通選人只會更加嚴峻,却毫無樂觀可以期待。由此可見,到了員數未見增加的南宋,多數選人要想躍出選海,不啻難於上青天。

   孝宗朝的給事中賀允中就指出:“寒士改官視為再第。”[64]這意味著以千分之一的激烈競爭中突圍的選人,還要進行第二輪競爭,而這一輪競爭,則不是知識的競爭,命運也難以自己把握。可以說,脫出選海,是曾經的命運寵兒進行的更為艱難的仕途長征。

   限制選人改官名額的規定,實在也是政府不得已而為之的做法。任何一個政府都容納不下過多的管理人員。北宋到了第四朝仁宗時期,便已有了“冗官”之嘆。李淑在《時政十議》的《議擇官》中就指出:

            太平興國初,文武朝官班簿纔二百人。至咸平初,四百人。天聖元年,踰千人。自去年覃

      恩,又軼天聖之數矣。

   接著,李淑又回顧了以幕職州縣官處選人制度產生的背景以及後來選人入官過濫的狀況:

              從前選人入京者,歲不過數人,至有十數考、有勞效、無殿犯、近臣屢薦而終不得改秩者。

      遂使逺方大邑,皆用幕職官承乏。今年判官簿尉,四考輙得京官者,日至四五。逺邑無闕員,又

      以江浙授之。是則推恩太廣於前也。[65]

   鑑於入官過濫,李淑在《時政十議》的《議貢舉》中,甚至請求限制科舉取士的人數,按闕官之數來取士。他說:“願陛下約今歲吏部闕官之數,為來年入等之凖。”

   到了南宋,“冗官”問題更為突出。南宋後期一個官員的奏疏透露出這方面的信息嚴峻形勢:“境土蹙而賦歛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曆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奉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邉郡則有科降支移,内地則欠經常納解。欲寛民力,必汰冗員。”[66]面對這種嚴峻形勢,政府只能將選人改官一塗死死卡住,盡量控制官員數量的增加。然而,現實與理念又產生著衝突。

  在南宋建立之初,選人或可以有軍功、捕盜等特殊的捷徑可走、但當政權走向正軌後,一切都須在制度內運行,選人只能熬年頭,覓舉主,而終生跳不出選海的,大有人在。在紹興二十二年,右諫議大夫林大鼐在上奏中便指出了這一嚴酷的現實:“中興之初,恩或非泛,人得僥倖,有以從軍而改秩者,有以捕盜而改秩者,有以登對而改秩者。方今朝廷清明,吝惜名器,士夫改秩,祇有薦舉一路,舍此則老死選調而無脫者。”[67]

  選人改官,在官員薦舉上或摻雜私意,在具體操作上或有胥吏舞弊,但至少在制度的層面上,的確是備相當嚴格地執行了的。舉一個例子,孝宗不按正常程序,以御寶下令讓一個選人改官,就被宰相所指責,迫使孝宗收回了成命。[68]

   宋朝政治家的設計無可厚非。在官本位的傳統社會,能給人帶來實惠利益與地位的做官,比從事任何職業都有誘惑力。擴大科舉,公平競爭,給了全社會的所有人充分的仕進機會。然而國家又無法容納過多的管理人員。所以就在低中級官員之間設置了一個瓶頸。對選人改官,宋朝政治家設計了與科舉考試不同的方式,不僅僅憑選人銓試時的成績,還要看在選人其間的政績與實際工作年限。比之科舉考試重文才重經義,選人改官則試重實踐,重經歷。而舉主制則是在士大夫政治的框架下,給予了處於中上層的士大夫精英以充分的重視和極大的權力。這是一種保障士大夫權益的士大夫自己的政治設計。

   可以這樣說,宋朝的政治家在為普通平民百姓敞開了一扇充滿光明的通向仕途之門,接著又半掩上了第二道門。而第二道門才真正是通往風光無限的頂峰的山門。穿過這第二道門,才是士人多年寒窗苦讀的真正目的。然而這第二道門卻是不易穿過。穿過第一道科舉之門,儘管千裡拔一競爭激烈,但畢竟主要憑自己的努力,頂多是加上家族的財力支持。如果成績不成,神仙也幫不上忙。然而,穿過第二道入官之門時,卻基本上失去自己把握命運的能力,前途掌控在他人手中。選人本人所能做的,就是努力做出政績這樣的“硬作為”,與廣結人脈、鑽營於權門這樣的“軟作為”。對於這第二道入官之門,多數選人是“小扣柴扉久不開”,[69]甚至是永遠關閉著。

   金榜題名後的風光不再,仕途上的艱難跋涉,最终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呢?在南宋有別於北宋的社會環境下,对外关系紧张,地域势力崛起,经济发达,文化兴盛,这样诸多综合因素的作用之下,士人逐漸与主流政治产生疏离,形成流向的多元化,成為推動南宋至元社會轉型的一個重要因素。關於這一點,筆者將另有專論。

 

 


[36]《縁督集》卷10。


[37] 此一序列是南宋人所編《詳備碎金》(天理大學出版部,1981年)卷上的歸納。


[38]《慶元條法事類》(哈爾濱:黒龍江人民出版社戴建國點校本,2002年)卷4《官制門》官品雜壓。


[39]筆者所作的《朝野類要》點校本,已於2007年10月由中華書局出版。


[40]《雲麓漫抄》卷4。


[41] 參見《朝野類要》卷2。


[42] 據《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16《嘉定四選總數》提供的數據,嘉定六年(1213)侍郎左選所統計的選人共有17006人,其中有出身者為4325人,僅佔約1/4。


[43]《宋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5年)卷160《選舉志》載:“其七階選人,則考第資歷,無過犯或有勞績者遞遷,謂之循資。”


[44] 《永樂大典》卷14628引《吏部條法》。


[45][明]王鏊《震澤長語》卷上。


[46][宋]朱彧《萍洲可談》卷1:“宰相禮絶庶官,都堂自京官以上則坐,選人立白事。”


[47]《說郛》卷15下:“馬亮善相人,為蘷路監司日,吕文靖父為州職官,一見文靖,即許以女嫁之。其妻怒曰:君嘗以此女為國夫人,何為與選人子?亮曰:此所以為國夫人也。”


[48][宋]蘇洵:《嘉祐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曾棗莊、金成禮箋注本,1993年)卷13《上韓丞相書》。


[49]《翰苑新書續集》(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983年)卷29謝薦舉類。


[50]《說郛》卷15上《以論語法言章句戲有官君子》。


[51]《宋史》卷155《選舉志》序。


[52][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2004年)卷4乾德元年九月丙子條。


[53]《宋會要輯稿》選舉3-7。 


[54][宋]王栐:《燕翼詒謀錄》(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點校本,1981年)卷1。


[55] 洪咨?《平齋集》(《四部叢刊》本)卷25《謝丘安撫舉改官啓》。


[56]《慶元條法事類》卷14《薦舉總法》改官關升。


[57]《朝野雜記》乙集卷16《四川舉削倍改官只類》。


[58]按,此欄據《朝野雜記》加註整理,合計數字不合80之數。


[59]按,此數字比合計多出5人,亦疑有誤。


[60]《宋會要輯稿》職官11-38。


[61] 參見《宋會要輯稿》選舉23-12、職官1-34。


[62] 《周文忠公奏議》卷1。


[63][宋]劉時舉:《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叢書集成初編》本)卷8。


[64][宋]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巻20《資政殿大學士左通議大夫致仕賀公墓誌銘》。


[65]《長編》卷114景祐元年二月乙未條。


[66]《宋史》卷44《理宗紀》,又見於《宋史全文》卷35。


[67]《宋會要輯稿》選舉30-2。


[68]《宋史》卷384《葉衡傳》載:“御寶實封令與臨安府竇思永改合入官,衡奏:選人改官,非奏對稱旨,則用考舉磨勘,一旦特旨與之,非陛下愛惜人才之意。上亟收前命”


[69][宋]葉紹翁:《遊園不值》(東京:岩波書店《中國名詩選》下冊,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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