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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桴子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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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榜題名後:“破白”與“合尖”(一)  

2010-08-09 08:08:52|  分类: 学术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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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第26卷第3期(2009年9月出版),该期为《文明史中的南宋》专辑。作为笔者近年来所思考的问题和倡言的宋元变革论,本文是长篇论文的第一部分。现将文本转贴如下,以飨同好,并期雅正。

                                                                             ——乘桴子按

 

 

金榜題名後:“破白”與“合尖”(1)

——宋元變革論實證研究舉隅之一

 

 

【內容提要】

本文為筆者關於宋元變革論系列研究的第一篇。從制度的層面,揭示了金榜題名後的仕途艱難。南宋繼承北宋科舉取士的官僚再生產規模,大量通過千分之一高倍率的激烈競爭及第者,在仕途上遭遇到比北宋更為激烈的新一輪升遷競爭。多數在政界缺乏背景的普通及第者,儘管可以成為低級官僚,由於制度上和人際關係上的因素,卻幾乎無法掙脫出通向成為中高級官僚的瓶頸。嚴酷的現實讓對仕途絕望的士人與主流政治產生疏離,導致士人流向多元化。

【關鍵詞】

選人  改官   破白  合尖  宋元變革論

 

         一,引言:唐宋變革,還是宋元變革

 

  進入二十一世紀,二十世紀初葉發源於日本的“唐宋變革論”,在中國再度引起關注。[1]唐宋變革論是一種歷史分期的方式,強調中國歷史在唐宋之際發生了重大的時代變化。其實,宋代進入學者的視野由來已久。早在明代萬曆三十三年(1605)陳邦瞻便指出:“今國家之制,民間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與宋近者乎?”[2]而曾與首倡“唐宋變革論”的內藤湖南見過面的嚴復也同時在二十世紀初指出:“古人好讀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3]值得注意的是,以上這兩個不同時代的人強調宋代重要的視點。他們都是從與後世的歷史聯繫上,來強調宋代的重要性。從宋代與此後時代的歷史聯繫上看,我解讀陳邦瞻與嚴復所說的“宋”當主要是指南宋而言。

  歷史是一條連綿不絕的河流,而歷史分期不過是學者後來的觀察。關鍵是進行歷史分期的基準,是向前看還是向後看,如何觀察更有可能揭示出不同時代的異質性?歷來論及唐宋變革,多將唐與宋各自視為一體,來比較其間的差異。王朝更替,只是歷史長卷中的自然段,可以透射出部分時代特徵,却難以反映歷史的本質變化。不過,習慣上人們以大的王朝更替進行歷史分期,更不計形式上同一王朝中的異質性。具體說到唐宋變革,唐代的情況暫且不論,至少不應把“宋”看成一個字,將兩宋捆綁在一起,籠統論之。將兩宋捆綁在一起,要想揭示並解釋南宋以後的歷史走向與社會轉型,則有相當的困難。從這個意義上說,唐宋變革論存在一定的缺陷。

  徐規先生在《南宋史稿》的序言中指出,南宋“是北宋的繼續,東漢、西漢實際上是兩個朝代,故兩宋與兩漢不能同日而語”[4]。不過,徐規先生接著把話轉了回來說,“南宋和北宋又具有重大的區別與不同”。徐規先生在序言中,從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角度,分別進行了宏觀的概括比較了南宋和北宋的不同。其實,以極端言之,正如可以說東漢、西漢實際上是兩個朝代一樣,南宋和北宋儘管也有著皇室血統的傳承和政治體制上的沿襲,也可以視為兩個朝代。

  不過,話又說回來,由於帝系和制度上的聯繫,北宋與南宋不可割斷之處極多。這種聯繫性需要重視,但我們的觀察視野不能為這種聯繫性所遮蔽,而看不到從北宋到南宋由於發展變化所產生的差異。還是劉子健先生極具灼見。他認為,中國近八百年來的文化是以南宋為領導的模式,以江浙一帶為重心。這個重心領導的文化模式雖然起源於北宋,可是北宋處於生長變化中,到了南宋才加以改變並且定型,進一步滲透民間,根深蒂固。[5]

  因此,我以為剝離捆綁在一起的兩宋,區別北南宋之不同,將歷史長河的北南宋流段打上區別標記,是一項極為重要而必需的作業,還應當繼續進行細緻而縝密的論證。本文僅舉南宋科舉及第後選人入官之一隅,試加楬櫫社會轉型之漸,以申說我所主張之宋元變革論。唐宋變革論強調的是唐宋之際所發生的變化,我主張的宋元變革論強調的則是自南宋開始的社會變化。 

 

         二,“千人取一”:古今罕見的高倍率競爭

 

  北宋開國,承襲隋唐,實行科舉取士。不過,在太祖朝,由於取士的人數過少,科舉還不能成為官僚的主要生產源。仁宗朝李淑就說過:“皇朝開寶以前,歲取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不過五十人。”[6]這個數字與唐代科舉每場取士人数相差無幾。至太宗朝,伴隨著宋朝江淮川廣統一的完成,亟需各級管理人才的現實狀況、重文抑武的戰略轉變以及籠絡士人的政治策略等多種因素,讓宋朝政府全速啟動了科舉這架機器,開始了大規模的官僚再生產。從此,兩宋三百餘年間,每科取士幾乎都達數百人乃至上千人。如真宗景德二年(1005)一榜的正、特奏名進士、諸科便達3049人。[7]兩宋登科者,北宋約為61000人,南宋約為51000人。[8]這些數字的總和數倍於宋朝以前和以後的歷朝科舉登科人數,折射出科舉制度和由此造就的士大夫政治的時代輝煌。

  科舉規模的擴大與科舉制度的公平機制,打破了往日的貴族政治壟斷,不僅為朝廷輸送了大量的精英,還促進了社會流動。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美國學者柯睿格分析了南宋初期的《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和後期的《寶祐四年登科錄》,前者登科者中父祖二代中全無做官的占56.3%,後者三代不仕者則達占57.9%。[9]“取士不問家世”[10]的政策實施,讓從來與仕途無緣的普通平民百姓看到了希望。“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11]的現實,讓宋真宗的勸學詩“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12]成為人們真切的感受。光榮與夢想,激勵著世世代代千千萬萬的庶民與士人奔競於科場。這在客觀上也帶動了全社會的向學與文化的繁榮。

   然而,我無意於訴說輝煌,卻想走入這輝煌的背後。科舉造就了不少高官顯宦,他們顯現出耀眼的光芒。但科舉同時也製造了無數的范進式的潦倒士人,卻不大為人理會,像是無人知道的小草。因此,按近藤一成先生的說法是,科舉是每次都產生大量的落第者的制度。[13]

 前述兩宋登科者北宋約為61000人,南宋約為51000人。那麼,每科考試的參加者人數是多少呢?對此,沒有完整的數據,只能根據個別數據進行略約估計。北宋前期太祖朝的每舉省試,參加者大約為2000人,但到了太宗即位後太平興國二年(977)第一次開科,參加者就已倍增,達到5300餘人,而到了第三代皇帝真宗即位後咸平元年(998)第一次開科時,參加者已猛增至二萬多人[14]。這僅是參加禮部貢舉,即省試的人數。按當時每一百人解二十人的規定計算[15],那麼,真宗第一次開科時,各地的發解試的參加者就有十萬人之多,而這一年的登科者,除了特奏名,只有二百人,是全體參加者的五百分之一。這還是解額尚寬的北宋前期。為了緩解省試的壓力,在咸平二年便開始規定解額。儘管各地的解額有所不同,根據歐陽修和汪藻在不同時期所說,大體是參加地方發解試人數的百分之一上下[16]

  關於這個數據,手頭還有一個旁證,這是在北宋熙寧年間到訪的一個日本人的記錄與觀察。入宋僧人成尋在他的旅行記中寫道:“予問司理官子秀才明州秀才來由,答云:明州、溫州、台州秀才,併就台州比試取解,約五百來人已上取十七人,將來春就御試取三人作官。五百人秀才中只取三人作官,天下州軍鎮秀才廿萬餘人,春間御前比試只取三人給官,約千人取一也。”[17]這裡的“千人取一”,不管是出自明州舉子之口,還是來自成尋的計算,都反映了北宋中後期的人們對當時科舉倍率的事實認知。

  降至南宋,領土減少了三分之一,而參加科舉考試的人數未減反增,情況更為嚴峻,競爭更為激烈。特別是東南沿海各州郡發解試的參加者,“大郡至萬餘人,小郡亦不下數千人”。[18]。周必大記載其家鄉江西廬陵“平時應詔,率數千人試”,在光宗紹熙三年(1192)年的解試,則“赴舉者踰萬人”。[19]而據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知福州趙汝愚的奏疏透露,該州當年貢舉之前的發解試“納家保狀”的報名者便達一萬六千餘人,“而解額只六十二人,係二百七十方解一人”[20]。而在十年前的淳熙元年,福州“應詔者兩萬人”[21]。又據朱熹講,有的州甚至是“或五六百人解送一人”[22]。朱熹所言,有南宋末年寫下的詩為證:“鹿鳴今日宴佳賓,六萬場中一百人。[23]”而臺州在南宋嘉定年間(1208-1224)竟接近“千取其一”的“人盛員窄”的狀態[24]

  然而科舉參加者日增,鄉試發解額卻沒有實質性的增加。比如江南西路吉州的解額,北宋末年應試人數約為4000人,解額為45人[25],到了南宋,應試人數常達萬人,而迄至南宋末年,解額却一直停留在68人[26]。比較45人,68人的確略有增加,但跟應試人數相比,在比例上則是不升反降。前面述及的福州狀況也是如此。北宋末和南宋的解額為68人,應試人數為3400多人[27]。而至開禧三年,應試人數達18000人,解額却降至54人[28]

  不僅鄉試發解額沒有實質性的增加,省試錄取名額從應試人數上看,比例也有了較少。北宋後期約為十取一,到了南宋,自孝宗朝以後則約為十六取一[29]。當時,若是俯瞰科場,那是一幅萬頭攢動的悲壯景象。

  透過以上的數據資料,捨去地域不均衡的因素,按北宋舊解額百人取一[30]、省試十人取一這樣保守地計算,南宋登科者五萬一千人的背後,有着一百五十年間将近至少五千万人次落第於“孫山”之後。五千万人次,這是一個相當巨大的數字。五萬人的金榜題名的光芒,完全遮蔽了五千万人次舉子以及更多的支持著他們的家人的悲辛。這是一部真實卻被人遺忘的“儒林外史”。其實,科舉之路從來都是如此艱難。北宋的富弼在一篇奏疏中就慨嘆說:“自古取士,無如本朝路狹。”[31]宋代的科舉已經相當開放,無論是“工商雜類人”[32],還是“獰幹黥吏之子”[33],皆可投牒自進,參加考試。那麼,富弼為什麼還說宋朝取士最為路狹呢?他具體解釋說:

         三代以往不復紀,列兩漢而下,歷南北朝及隋唐十餘代,取士之法,各有科條。大率如

 賢良、孝廉、孝弟、力田、明經、秀才、進士,唐又添制舉五十餘科。此外又許藩鎮辟召及

 諸色人薦舉,亦許自薦拜官。歷代求人,唯務廣博。所以天下懷才抱器之士,無不牢籠收

 攬,盡為朝廷之所用也。國家取人,唯有進士、明經二科。雖近設制舉,亦又取人不多。是

 三者,大抵只考文辭念誦而已。天下之士有大才大行而賦性不能為文辭就舉試者,率皆遺

 之。

  原來,富弼是說入官的方式過少。可以這樣說,科舉主要是為平民百姓走入仕途開闢的一條路,因為正七品以上的中高級官員均可通過蔭補的方式讓自己的子弟入官,少數高級官員甚至可以蔭補異姓親屬或門客入官。此外富裕家庭還可以錢財進納補官。

  不過,在士大夫政治支配下的宋朝政府,為了保持讓最優秀的人才永遠處在高層,限制蔭補或進納等方式入官人的升遷,使這些人很難躋身於中高級官員之列,只能遊蕩於低層。因此說,宋代門蔭雖盛,實授小官,難以左右朝政。周必大就指出過:“本朝取人雖曰數路,然大要以進士為先。”[34]楊萬里之長子楊長孺以蔭補入官,楊萬里在給友人的信中就慨嘆:“以門子而進,故墮在千官之底。”[35]科舉出身的榮耀與仕途升遷的需要,使不少以蔭補等方式已經入官的人又去參加科舉考試,以獲取出身的名譽與進一步升遷的資格。萬人奔競,對科舉一途的若鶩之趨,使得科舉之路變得異常擁擠不堪。魯迅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在這裡,似乎可以將這句話反過來說,地上本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沒有了路。就競爭激烈的科舉來說,正可以這樣形容。

     





[1] 2005年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與《歷史研究》編輯部聯合舉辦的“中國傳統社會基本問題討論”的爭論熱點之一就是唐宋變革論,2006年的《河南師範大學學報》與《江漢論壇》又分別推出關於唐宋變革論的討論專輯。


[2][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敘。


[3] 嚴復:《嚴幾道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39(《嚴復集》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原載《學衡》第13期)。嚴復與內藤湖南筆談記錄見於內藤湖南所著訪華遊記《燕山楚水》(吳衛峰譯,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4] 何忠禮·徐吉軍:《南宋史稿》(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


[5] 劉子健:《略論南宋的重要性》(台北:經聯出版事業公司《兩宋史研究彙編》,頁79-85,198年)。


[6] 王稱:《東都事略》(臺北: 文海出版社《宋史資料萃編》第1 輯影印宋刻本,1967年)卷57《李淑傳》。


[7] 景德二年榜各科取士具體人數為:正奏名進士393人、諸科1268人;特奏名進士316人、諸科1072人,合計3049人為史上取士人數之最。


[8] 兩宋科舉人數的統計,參見何忠禮《兩宋登科人數考索》(《宋史研究集刊》第2集,1988年)與張希清《南宋貢舉登科人數考》(《古籍整理与研究》第5期,中华书局,1990年;《北宋贡举登科人数考》(《国学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9] E. A. Kracke,“Family VS. Merit in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Under The Empi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10 2(1947),103—123. 


[10][宋]鄭樵:《通志》卷25《氏族略》(《通志二十略》王樹民點校本,中華書局,1995年)。


[11][宋]張端義:《貴耳集》(北京: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本,1985年)卷下。


[12][元]黃堅:《古文真寶》(服部宇之吉校訂本,富山房,1972年)卷1《真宗皇帝勸學》。


[13]近藤一成:《宋代中國的科舉社會研究》(汲古書院,2009年)。


[14] 數據參見何忠禮《科舉制度與宋代文化》(文載《科舉與宋代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及前出張希清《北宋贡举登科人数考》。


[15]《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57年)選舉14-16:“每進士一百人,只解二十人。九經以下諸科共及一百人,只解二十人赴闕。”


[16][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卷113《論逐路取人札子》、汪藻:《浮溪集》(《四部叢刊初編》景印武英殿聚珍版本)卷24《張公行狀》。


[17][日]成尋:《參天台五臺山記》()卷2延久四年(宋熙寧五年,1072年)閏七月十七日。


[18]《宋會要輯稿》選舉6-7。


[19][宋]周必大《文忠集》卷28《吉州新貢院記》。


[20][明]楊士奇、黃淮等編:《歴代名臣奏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9年)卷169。


[21][宋]梁克家編:《淳熙三山志》(北京:中華書局《宋元方志叢刊》影印本,1990年)卷7。


[22]《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卷109《論取士》。


[23][宋] 徐經孫《矩山存稿》卷4《福州鹿鳴宴》。


[24][宋]陳耆卿編:《赤城志》(北京:中華書局《宋元方志叢刊》影印本,1990年)卷4。


[25]《盧溪文集》卷50《跋錢吏部燕舉人詩》。


[26]《獨醒雜志》卷10;日本栗棘庵所藏《輿地圖》。


[27] 《淳熙三山志》卷7。


[28]《漫塘集》卷13《上錢丞相論罷漕試太學補試札子》。


[29]《宋會要輯稿》選舉5-3。


[30]以百分之一來約計參加地方解試的人數與解額的比例,實在是極為保守的。在文獻中至少現存有13個南宋地方解試的數據:兩浙東路的溫州開禧間為470:1(《漫塘集》卷13);臺州嘉定間為800:1(《赤城志》卷4); 兩浙西路的建德府景定間為388:1(《景定嚴州續志》卷3);福建路的福州開禧間為333:1(《漫塘集》卷13);平江府為紹興間為153:1(《中吳紀聞》卷1);江南東路的歙州紹興間為166:1(《夷堅志》壬集卷6);荊湖北路紹興間的荊門軍為46:1;江陵府為15:1;峽州為15:1;歸州為7:1;復州為10:1(荊湖北路均據《盤洲文集》卷51);成都府路的簡州淳熙間為200:1(《宋會要輯稿》選舉16-22);潼川府路的資州慶元間為156:1(《鶴山集》卷38)。如果略去時期、地域因素不計,則平均為千分之四點七,即不滿二百分之一。


[31][宋]趙汝愚編:《宋朝諸臣奏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99年)卷82《上仁宗乞詔陜西等路奏舉才武》。


[32]《宋會要輯稿》選舉14-15,16。


[33]《名公書判清明集》(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7年)卷13《譁鬼訟師》。


[34] 《周文忠公奏議》卷3《論發解考校之弊劄子》。


[35]《誠齋集》卷109《與本路提刑彭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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