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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再论(一)  

2010-09-03 21:21:29|  分类: 学术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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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再论(一)

 

                            王瑞来                             

 

【摘要】

   本文以士大夫政治形成的宋代为基点,透过大量史料,分别从思想史与政治史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上的皇权进行了历时性的考察。在思想史视野内的考察,主要阐述了王朝政治的参与者士大夫的皇权观与君主的自律意识。“君”或“君主”,在先秦的指归为诸侯国君,自秦始皇开始则专指皇帝。然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形成后的士大夫,则有意无视了这种不同,在儒学国教化以及理学的社会普遍化的强势背景下,大量发掘先秦政治言说中对君主限制的内容,作为限制君主制政体下绝对君权的理论武器。“君德成就责经筵”,通过对皇子和皇帝进行的为君之道的正常制度化教育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士大夫的皇权观到君主的自律意识,成功地完成了理论位移。让多数君主在为君之道的框架内,难越雷池一步。在政治史视野内的考察,主要考察了在实际政治运作中的君臣关系。在君臣互相依存合作的前提下,历代士大夫为了防止名义上绝对君权的暴走脱轨,苦心积虑,对皇权实施了种种规范,本文归纳形容为“天”、“道”、“法”三个紧箍咒和“不文律”、“公议”、“留名的青史”三堵墙。本文还通过具体的政治实态揭示出,谏官、御史在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完成天子法官的使命,却基本沦为政治集团的鹰犬。笔者视派系政治是理解中国政治史的一把钥匙。具体的考察显示,中国历史上的皇权经历了一个由人格化向非人格化转化的过程。尽管皇权在各个历史时期、甚至在同一王朝的不同时期消长都有不同,但实质性皇权由于政治制度的日臻完备等因素,发挥作用的余地愈来愈小,而显示权威的象征性因素却愈来愈大。

 

【关键词】

皇权;自律;相互制约;派系政治;台谏

 

 

                           一、引言

 

   近百年来,中国政治史上的皇权问题,一直有着超越国界的共同关注。早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中国史学界,以内藤湖南为代表,就已经提出了君主独裁制说。[1]在内藤湖南之后,从40年代的佐伯富,[2]50年代的宫崎市定,[3]70年代的周藤吉之,[4]直到目前的梅原郁, [5]都坚持这样的认识。而钱穆发表于40年代的《论宋代相权》则开启了国内君主专制论的先河。日本学界主张的君主独裁制说,与中国学界的通说君主专制论,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只不过日本的君主独裁制说主要是限定在宋代和宋代以后,而中国的君主专制论则从帝政创立直到终结,纵贯两千年间。而无论是日本的君主独裁制说,还是中国的君主专制论,又都对包括欧美在内的中国史研究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几成定说。

  20余年前,我先后发表了《论宋代相权》[6]和《论宋代皇权》[7]两篇文章, 在质疑通说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了我的新皇权论。两篇文章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反响。日本的富田孔明在1995年的一篇论文中说我的文章全面否定和颠覆了迄今为止的君主独裁制说。[8]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对著名宋史学者张邦炜先生的访问记,其中,张先生说到:“80年代前期,在杭州国际宋史研讨会上,听血气方刚的王瑞来兄讲他的宋代相权加强、皇权削弱说,真可谓振聋发聩。”接下来,张先生在表述了与我不同的观点之后说道:“瑞来兄90年代即远走日本,后来没有机会就这个问题同他进一步交换意见,相信他仍有不同看法。”[9]那两篇文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有所了解,但不曾想到,20多年后,还给人留有如此深刻的记忆。

   在各种反响中,有一种批评,说我过分强调了皇权和相权的对立。批评指出我和旧说一样,在强调此强彼弱的对立这一点上,并没有摆脱一元论的框架。后来,这种批评几乎成了对我的观点的定性。凡是评论我以前那两篇文章的人均如是说。从互联网上看到,国内和港台的历史教学,也这样介绍我的观点。[10]其实,这种批评与介绍,对我的观点存在部分误读。

   由于需要服从论述的主题,自然在《论宋代相权》一文中,我主要强调的是相权,而在《论宋代皇权》一文中,则主要强调的是皇权,对彼此的关系也主要是着眼于双方对立的一面。但同时我在《论宋代皇权》一文中也说到:

         一般说来,皇帝与群臣,特别是与宰执大臣,并不总是处于对立状态。相权增

   强,往往还同执与皇帝关系密切有一定的关系。

   遗憾的是,持上述批评意见的人,几乎都没有注意到我的这种表述。不过,也不能说是批评者完全误读了我。应当感谢的是,这种批评促使我对以往的研究进行了反省。之所以产生了不只是来自一个人的这种批评,还是说明我的论述存在着偏颇与不充分。反省和思考的结果,使我在赴日之后展开了第二阶段的研究。第二阶段研究可以说是对第一阶段研究的调整修正、补充和深化。

   简单地归纳说,我的第二阶段研究前提是,把皇帝看作是与官僚士大夫同处于一个政治单元中的一员,把皇权看作是同一权力结构中的一部分。君臣之间,不仅有着以往的研究所强调的互相制约的一面,更有着互相支持的一面。而这一面则是我在第二阶段研究的主要着眼点。同时我感到,对于皇权在政治体制内如何作用的问题,只是一般性的泛泛而论是难以解决的,而且这样论述也缺乏说服力。因此,我决定深入到政治活动的细部,来考察权力运作的具体状态。于是,关于皇权问题,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我陆续在日本发表了一些有关论著。[11]

   然而,二十年来,我从未在国内正面回应过对我的批评。近年来,又在互联网上看到了一篇被广泛转载的《宋代皇权与相权关系研究综述》, [12]同以前看到的评论一样,将我列为其中一种观点的主要代表,才觉得有必要将我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做一些整理,以期澄清一下迄今为止对我的观点的误读,并报告一下我在八十年代以后对皇权研究的进展。两年前的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12届年会,最先给了我一个机会。会议请我在大会上做个学术发言,于是我便匆匆将我的主要论点与结论做了简单的摘要式的整理,在会上做了题为《走向象征化的皇权》的发言。后来这篇一万余字的发言稿被收入该次会议的论文集[13]内,并广泛传播于网上。不过,我一直为未能向国内学界完整阐述我这20年来的皇权研究而引以为憾。因而十分感谢《史学集刊》不弃,肯挤出宝贵的篇幅刊发冗长的拙稿。作为对收录于学会论文集那篇结论性简介的补充,本文着重从思想史和政治史这两个层面具体展开我的皇权论。恳望读者原谅的是,为了避免重复,本篇略去了关于皇权论的概念说明、抽象归纳以及结论,请参见我的《走向象征化的皇权》一文。

 

 

 

 





[1] 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历史与地理》,1922年第9卷第5号。


[2] 佐伯富:《王安石》,东京:富山房1941年版。


[3] 宫崎市定:《东洋式的近世》,大阪:教育时报社1950年版。


[4] 周藤吉之、中岛敏编著:《中国的历史》5,东京:讲谈社1974年版。


[5] 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京都:同朋舍1985年版;梅原郁:《皇帝政治与中国》,东京:白帝社2003年版。


[6]王瑞来:《论宋代相权》,《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


[7]王瑞来:《论宋代皇权》,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


[8]富田孔明:《宋代君主独裁制说再检讨》,小田义久先生还历纪念事业会编:《小田义久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集》京都,龙谷大学东洋史研究会,1995年版,第226 页。


[9] 张邦炜、何玉红、刁培俊:《两宋历史的多角度探讨——访张邦炜教授》,《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6期。


[10] 对此,可以例举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网页(两宋制度史专题:

http://history.m327.com/dispbbs.asp?boardID=2&ID=31&page=3 

以及中史教室: http://agradeessay.com/brief.htm


[11] 近10年来我发表的主要论著有:1、《再论皇权——兼答富田孔明的批评》,《东洋文化研究》,1999年创刊号;2、《“圣相”李沆——君臣关系个案研究之一》,《中国社会与文化》第15号,2000年。后中文版被《文史》第52期收录;3、《“平世之良相”王旦——君臣关系个案研究之二》,《东洋文化研究》第2号,2000年。后中文版被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编《转变与定型:宋代社会文化史学研讨会论文集》收录;4、《宋代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个侧面——以范仲淹为中心》,《东洋学报》,第82卷第2期,2000年。后中文版被河北大学《宋史研究论丛》2005年第6辑收录,题为《宋代士大夫主流精神论——以范仲淹为中心的考察》;5、《再论皇权(之二)——从思想史视角的考察》,《东洋文化研究》第3号,2001年;6、以上述论文为基础,整理出版之专著:《宋代皇权与士大夫政治》,东京:汲古书院2001年版。其中第八章,移译为中文,题为:《代王言者——以宋真宗朝翰林学士为中心的考察》,《漆侠先生纪念文集》编委会编:《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7、《王安石新法——祖宗不足法》,《中国》月刊 第13卷第1期,2002年;8、《徽宗与蔡京——权力的纠葛》,《亚洲游学》月刊 特辑:徽宗及其时代,2004年;9、通史著作:《中国史略》,DTP出版社2006年版。


[12]桂始馨《宋代皇权与相权关系研究综述》,http://www.xiangyata.net/data/articles/b02/638.html


[13]朱瑞熙、王曾瑜、姜锡东、戴建国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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