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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享功臣:盖棺未必论定(三)  

2011-11-23 10:33:32|  分类: 学术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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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享功臣:盖棺未必论定(三)

     ——略说宋朝官方的历史人物评价操作

 

 

             四、功臣配享之际的曲折

 

历史难以近视,只适远观。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对十几年前、几十年前、甚至是百年以内的人物都很难进行结论性评价,即使做出了,也很难成为定论。许多被称为定论的评价,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发生变化。这是因为许多当事人还在,当事人的子孙还在,牵涉的利益关系、人际关系实在太多。因此说盖棺实在难以论定。历史在多数时候,要拉开距离来眺望,反而才会更清晰。

然而,皇帝的庙庭功臣配享,按规定却要在先朝结束后立刻进行。这便给新朝的君臣出了难题。因此,在以上概述宋朝功臣配享的背后,还隐藏有许多曲折。这些曲折,折射出时局变化以及当时人对历史人物评价的不同认识。对此,我们在以下略加观察。

先看北宋。

北宋庙庭功臣配享,太祖为赵普、曹彬,太宗为薛居正、石熙载、潘美。从史籍记载看,几乎人无间言。尽管受民间传说影响,后世对潘美印象不佳,但这并不代表当时朝廷的立场。真宗为李沆、王旦、李继隆,亦多所认同。不过,在讨论真宗庙庭功臣配享时,担任枢密使的钱惟演则曾企图将其父前吴越国主钱俶增补进太宗庙庭。《宋会要辑稿》礼11-2载:“天圣元年二月,枢密使钱惟演上言:真宗皇帝将祔大宫,有司议以功臣配享。臣先臣尚父、秦国忠懿王俶,勋隆奕叶,位重累朝。亲率王徒,平百年之僭伪;躬持国籍,献千里之封疆。忠诚格于皇天,茂续标于惇史。所以太祖、太宗命无下拜,赐以不名。洎先圣之纂承,念遗勋而益厚。举诸殊渥,萃此一门,在乎皇朝,诚居第一。至今清庙之内,未预配享。况吴芮归汉,甲令书勋;窦融入朝,云台画像。隋唐而下,侯王配食,方册之内,往例甚明。伏望依礼降诏,配享祖宗庙庭。”对于钱惟演请求,“诏两制与崇文院检讨、礼官同共详议以闻”。这等于是走了正常的审议程序。审议结果是“翰林学士承旨李维等奏议,请钱俶配享太宗庙庭。”

不过,最终结果却出乎意外:“奏入不下。”是时,仁宗尚未亲政,章献太后临朝听政,正值王曾击败权臣丁谓出任宰相之时。因此可以说是王曾与同为宰相的冯拯阻止了这项议案,成为一次流产的配享提名。

真正对庙庭功臣配享开始产生微词的,是第四代君主仁宗庙庭的功臣配享。仁宗庙庭功臣配享为王曾、吕夷简、曹玮。有争议的人物为吕夷简。史籍中留下了后来也成为配享功臣的韩琦所流露的不满微词:“公尝言仁庙议配享,清议皆与沂公,而不与申公。诚意不可欺如此。”[1]沂公为封为沂国公的王曾,申公为封为申国公的吕夷简。在这里,韩琦用了“清议”二字,来表示当时士大夫舆论对吕夷简配享仁宗庙庭的异议。这或许是事实。不过,我觉得主要反映的当是韩琦本人的不满。

仁宗朝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少壮派士大夫,与长期任相的吕夷简因政事发生了多次激烈的冲突,使得宋代党争从此开始泾渭分明地展开。韩琦在上述的话之后又说:“申公以进贤自任,恩归于己,时士皆出其笼络。独欧、范、尹旋收旋失之,终不受其笼络。”此语表明了当事人韩琦对范、吕之争的认识。然而,在用人方面,韩琦还是承认吕夷简“以进贤自任”的良好动机,只不过拥有“恩归于己”的私心。韩琦是范仲淹最为亲密的盟友,他对吕夷简颇有微词极为自然。

平心而论,吕夷简极得仁宗的信任,在仁宗朝任相时间最长,仁宗朝的政治稳定与建树,同吕夷简的作为无法截然分开。不过,后来范仲淹的盟友们或是占据政治优势,如韩琦、富弼等,或是占据文字优势,如欧阳修及其门生,过世的吕夷简无法拥有话语权来自辩,所以宋代以来大量史料传递的,多为不利于吕夷简的声音。

其实,这并不代表当时朝廷的立场。甚至后来处于变法论争漩涡的王安石,也当着神宗的面表示过对范仲淹的不满:“其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2]然而,充满变法苦恼与党争感慨的王安石,也不过是私下对神宗说说而已,他并没有勇气公开指斥他曾赞颂过的范仲淹。[3]范仲淹过世后,逐渐被理想化,成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圣人。范仲淹没有成为配享功臣,当世与后世都会有人觉得不公,但这实在与朝廷的评价无关,而是由于范仲淹生前没能有机会坐上宰相的位置。不过,自然而然,曾是圣人对立面的吕夷简便成为了恶人。

正如韩琦在说这段话时拿寇准与丁谓做的比喻一样:“顷时丁寇立朝,闻天下一善言,皆归之莱公。未必尽出莱公也。闻一不善事,必归之晋公,未必尽出晋公也。盖天下之善恶争归焉。”古往今来,这种状况比比皆是,于是,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便被同一种声音所充斥,很少有人去认真思索这种声音的正确与否。

英宗庙庭功臣配享为韩琦、曾公亮。英宗朝进短短四年,二人有定策之功,又是贯穿四年的两个宰相,庙庭配享,似无非议。

神宗朝过后,由谁来陪伴在冥界的神宗?这是北宋庙庭功臣配享最具争议的事件。

在仁宗朝,对吕夷简,韩琦不过是略致微词,并没有什么公开的反对行动。但在神宗庙庭功臣配享问题上,党争所带来的政局变化,则反映得非常明显。神宗庙庭功臣配享最初是指定为富弼,时期是在哲宗元祐元年(1086)六月。此时正值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旧法党人执政时期,代表人物司马光刚刚在前一年死去,担任宰相的文彦博与吕公着还在延续着旧法党的政治路线,打压新法党。于是,在王安石变法时期针锋相对反对变法的富弼,尽管仅仅担任了几个月的宰相,远远不是神宗朝有代表性的宰相,但依然出于政治需要,走进了神宗庙庭。

不过,这种政治色彩浓厚的选择,比之平庸入选者,更无安定性,随政局变化而变化,势所必然。

绍圣元年(1094)三月,旧法党代表人物吕大防罢相,苏辙罢门下侍郎,四月范纯仁罢相,同时新法党章惇出任宰相。随后安焘、曾布等新法党都涌进执政集团,政局为之一变。在政局变化的当月四月,富有象征性意义的是,年号也由元祐改为绍圣。所谓绍圣,一说是绍继神宗,二说绍继王安石。因为王安石在新法时期被视为是宋代的孔子。总之,年号的改变就等于是公然宣言全面恢复新法政治。四月癸丑十二日改元,翌日十三日首先做的就是,把王安石送进了神宗庙庭。《宋会要辑稿》礼11-4载:“绍圣元年四月十三日,诏故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守司空、荆国公、赠太傅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庙庭。”

王安石配享后,短时期内,在神宗庙庭,王安石还同元配享富弼处于和平共处状态。不过,让这两个生前对立的人来陪伴神宗,叫人觉得别扭,不知是不是也吵得神宗不得安宁。所以伴随着新党势力的张大,不过两年,就将富弼逐出了神宗庙庭。《宋会要辑稿》礼11-4载:“(绍圣) 三年二月十二日,诏富弼罢配享神宗庙庭。”

以上所述并不是最后的结局,配享风波还远未中止。南宋建立,痛中思痛,将北宋灭亡的原因归结为王安石变法,所以政策陡然一变,对王安石等新法党予以否定性的评价。这种政策转变也波及到了神宗庙庭配享。《宋会要辑稿》礼11-4载:“(建炎) 三年夏,久阴不解,诏百执事赴都堂,给札条具时政阙失。司勋员外郎赵鼎言:自绍圣以来,学术政事败坏残酷,致祸社稷,其源实出于安石。今安石之患未除,不足以言政。于是,罢安石配飨神宗庙庭。寻诏以富弼配飨神宗庙庭。”

政治的风云变幻,也让逝者不得安宁,盖棺难以论定。

哲宗庙庭的功臣配享,前面的表格所示为司马光,那是最终结果。其实,最初为蔡确。《宋会要辑稿》礼11-4载:“徽宗崇宁元年二月九日,诏观文殿大学士、赠太师蔡确配享哲宗庙庭。”此后所引《政和会要》载:“上谓韩忠彦等曰:确于哲庙甚有功。方皇太后当从神宗灵驾西行,确密有文字,令第硕属内臣阎守懃达太后,请留保护,太后以故辍行,保佑哲庙,晨夕常与之俱,食以铜匕箸,至于饮水,亦为之亲尝,为德甚厚。确文字今尚在。故有是诏。”

最终的变化伴随着王朝的重建到来。南宋高宗在宣布承继大统的当月建炎元年(1127)五月,就迫不及待地拨乱反正,用以收拢士大夫人心。《宋会要辑稿》礼11-4载:“高宗皇帝建炎元年五月八日,诏曰:朕惟宣仁圣烈皇后当元丰末,立哲宗皇帝为皇太子,遂嗣大统,藩王初无觊觎,大臣未尝异论。其事载于《神宗实录》。及垂帘听政,保佑哲宗,有安社稷之功。二王出居外第,所以别嫌明微,德意深远。比者奸臣钩党附会,敢以空造之言,仰诬盛德,着于史谍,以欺天下后世,闻者莫不愤惋。《神宗皇帝实录》,章惇提举修撰,审有建立之功,不应乃自刊削不载,参考其事,本末甚明。可令国史院别差官摭实刊修,播告天下。其蔡确、蔡卞、邢恕、蔡懋,三省取旨行遣,仍不得引用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文。十七日,蔡确追所赠太师、汝南郡王,责授武康军节度副使;蔡卞追所赠太师、卫国公,责授宁国军节度副使;邢恕追所赠少师,责授常德军节度副使;蔡懋责授单州团练副使,英州安置。寻有诏,以司马光配飨哲宗庙庭。”

  徽宗庙庭配享,进行于得知掳于金国的徽宗驾崩之后,为绍兴八年(1138)。是时,王安石的新法及其追随者的新法党人已经被彻底清算否定。所以,庙庭配享根本轮不到徽宗朝的政治舞台主角蔡京,于是倾向旧法的韩忠彦便被选中。

  再看南宋。

南宋高宗的庙庭配享是在太上皇高宗去世的第二年淳熙十五年(1188)。最后确定为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俊,文武各二人。不过,人选在确定前后颇有争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四《高庙配享议》载:

    洪景庐初建高庙配享之议,首采本朝故事,谓议者当出于翰苑。上亦尝谕以文武欲各用两人。景庐因即以吕、赵、韩、张四人为请,乞付侍从官详议。从之。十五年三月庚戌也。后三日,从官议上。时韩子文彦质权工部尚书,以嫌不预议。而兵部尚书宇文子英为议首,遂言四人皆有名绩,见称于世,宜如明诏,配享庙廷。议者葛楚辅、叶叔羽、刘国瑞、王诚之、陈安行、李献之、谢昌国、吴子居、章德荗、林黄中、郑惠叔皆无异议,奏上报可。其日癸丑也。是时,识者多谓吕元直不压人望,当以张、赵两公同配。又谓张俊晚附秦桧,力主和议,诬杀岳飞,不宜在预享之列。而诏旨已下,莫敢有言。

本来,事情至此,似乎就已经结束,但杨万里又上奏反对。《朝野杂记》接着记载道:“后三日丙辰,秘书少监杨廷秀独上书争其事。谓今者建议之臣,曰欺曰专曰私而已。”杨万里认为应当以张浚配享高宗庙庭,他列举“张公有社稷大功者五”。过了两天,孝宗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朝野杂记》载:“后二日戊午,辅臣进呈次。上谕以臣僚言张浚有复辟之功,卿等可检照文册,询访事实。上因言魏公两败事,又昧于知人,却是有志。盖上意犹有以庭秀之言为未可也。而王、周二相略无开陈,但唯唯而已。”

从这一记载看,杨万里的提案既没有得到孝宗的支持,也没有得到当时的宰相王淮、周必大的支持。如果说孝宗的这一发言还只是带有倾向性,那么又过了一天孝宗的发言则明确了意见。《朝野杂记》载:“上谕大臣曰:吕颐浩等四人配享,正合公论,杨万里乃谓洪迈专与私事。迈虽是轻率,万里未免浮薄。上又曰:靖共尔位,好是正直。惟其先能靖共,而后正直乃可贵耳。于是二人皆乞补外。后十一日,诏景庐以见官正奉大夫知镇江府,廷秀以朝奉大夫知筠州。”

配享人选争执的结果,让提案者和反对者都离开了朝廷。张浚是否该列入功臣配享另当别论,杨万里说洪迈的提案出于私意也无从认证。不过,杨万里提议加入张浚,亦并非绝无私谊在内。杨万里在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及第后,结识了贬谪中的张浚,后来张浚重新出山,提携了作为门生的杨万里。杨万里跟张浚之子张栻的关系也极好。所以杨万里提议张浚配享,既出于公心,亦包含报恩的私谊。世传有同乡之谊的宰相周必大与杨万里晚年不甚相得。如果属实的话,争配享事件也是原因之一。

据《宋史》卷42《理宗纪》记载,吏部侍郎章森还提议以张浚、岳飞配享,也未被采纳。

孝宗庙庭配享最初只是陈康伯一人。当时,有人企图将曾是强大地方势力的吴璘推进孝宗庙庭。《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二《高宗孝宗配享功臣》载:“宝文阁待制吴总上疏,请以其父璘配飨庙庭。不报。”吴璘没有作为配享功臣成功进入孝宗庙庭,那是因为提议者吴总的能量不足。而在孝宗去世二十七年后的嘉定十四年(1221),史浩则成功地进入了孝宗庙庭,堂而皇之地成为配享功臣。我们翻检嘉定十四年的史册,当时正是史浩之子南宋有名权臣史弥远的专权时期,因此以对金主和派出名的史浩居然得以成为主战君主孝宗的配享功臣。历史的讽刺实在不敌现实的势力,活人不在乎死人的尴尬。

绍定六年(1233),长期专权的史弥远死去,即位已达十年的理宗终于得以亲政。是时,寂寞的宁宗庙庭方迎来配享功臣赵汝愚。《宋史》及《宋会要辑稿》均失载有关的赵汝愚配享议案。不过,我在魏了翁的《鹤山集》卷20却找到了《奏乞将赵汝愚配飨寜宗庙廷》札子。札子的开头写道:

臣诚不佞,陛下过听,使之待罪大宗,俾典邦礼。重惟国之大事,无先宗庙。今祫享在即,有当先事奏陈者。倘犹以婴祸触讳为疑,喑不一言,臣为旷官。窃见先帝未祔庙之时,尝下礼寺,集侍从、两省、台谏、礼官、馆职议功臣之配食者。臣时忝备从臣之末,为故相史弥远言,此无出于赵汝愚。弥远既是臣言,而同列异心,未及集议,遂使庙食乏侑十有余年。陛下始亲大政,李心传在外上封首陈此议,王遂又一再言之。先后异时,中外殊方,而三人之词,如出一喙,亦足以见人心之同然。

由魏了翁的奏札可知,在理宗祔庙前,朝廷曾经讨论过宁宗庙庭功臣配享之事,因意见未能一致而延宕。魏了翁的奏札虽然提及史弥远同意以赵汝愚配飨寜宗庙庭的意见,但我怀疑还是权相史弥远阻挠了此事。不然,以史弥远之权势,既然可以动用一通诏书就让其父配享孝宗庙庭,让赵汝愚配飨寜宗庙庭也并非难事。可见,历史与现实的复杂纠结,也使历史人物难以安息。

 

           五、功臣的余泽

 

    功臣配享先皇庙庭,不仅显示了朝廷主事者的历史人物评价立场,还给进入庙庭的逝者罩上了最辉煌的荣誉光环。除此之外,给这些功臣的子孙家族也带来很多实惠。《宋史》卷一○九《礼志》记载了朝廷对功臣的子孙家族的优待与规定:

         初,仁宗天圣中郊祀,诏录故相李昉、宋琪、吕端、张齐贤、毕士安、王旦、执政李至、王沔、温仲舒及陈洪进等子孙以官。元丰中,诏景灵宫绘像旧臣推恩本支下两房以上,取不食禄者,均有无,取齿长者。若子孙亦绘像,本房不食禄,更不取别房。绍圣初,林希请稽考庆历以后未经编次臣僚,其子孙应录用者以次编定。寻诏:赵普社稷殊勋,其诸孤有无食禄者,各官其一子,以长幼为序,毋过三人。崇宁初,诏:哲宗绘像文武臣僚,并与子若孙一人初品官,若子孙众多,无过家一人。又录录艺祖功臣吕余庆族孙伟及司徒富弼孙直柔、直道以官,使奉其祀。靖康初,臣僚言司马光之后再绝,复立族子稹,稹亦卒。今虽有子,而光遗表恩泽已五十年,不可复奏,请许移奏见存曾孙,使之世禄。从之。

    可谓是功在史册,泽及子孙。《宋史·礼志》的记载仅止于北宋,不及南宋。这当是元人编纂《宋史》时宋朝国史的阙如。不过,可以推测,既然功臣配享的制度被延续下来,对功臣家族子孙的优待政策亦不会改变。

 

        结语

 

以上,考述了迄今为止不大为研究者所注目的宋代功臣配享制度的由来,概述了历朝功臣配享,并将功臣配享置于彼时彼处的政治背景之下,考察了功臣配享的曲折反复[4]

从宋代的功臣配享历史看,功臣配享于先皇庙庭,尽管是模仿人间王朝,在冥界构筑起另一座显示无上权威的政治金字塔,但宋代已不同于以往的时代。至高无上的皇权逐渐开始向权威化、象征化转变,前所未有地崛起的士大夫阶层对政治形成全面的主宰。与皇帝共治天下,分享权力的士大夫,也必然会产生树立自己政治偶像的需求。因此,宋代的功臣配享,伴随着士大夫政治的发展,也从文武搭配逐渐形成文臣独占。

虽然南宋的高宗配享也选择了文武搭配,但这种形式止此一朝。这样做既有主战的孝宗安抚军队的意图,也有将高宗模仿塑造成新的太祖以强调正统的考虑。不过,当以上这些不需要再过于凸显,士大夫政治以宰相专权的形式获得极致发展的以后历朝,配享又成为文臣的专利。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洪迈在高宗配享议案中所说“本朝故事,谓议者当出于翰苑”。出于翰苑,表明配享功臣的话语权也在士大夫精英的掌握之中。

由于功臣配享的人数极少,似乎入选配享者似乎不足以全面囊括该朝的一流人物。然而这多是后世人们的观感。

固然,出于关系考虑与利益权衡,还有政治势态的制约、政局变化的曲折,成为配享功臣的代表性往往被当时和后世所质疑。然而,这毕竟反映的是当时朝廷官方的历史人物评价。

而后来的撤换反复,则又反映了彼时的政治变化所带来的评价标准的变化。后世的认知不同则是历史的时间差所带来的差异。治史者必须要留意到这种时间差。



 



 

[1][宋]朱熹:《宋名臣言行录》后集卷一《韩琦》,《四部丛刊初编》本。


 

[2]《长编》卷二七五,熙宁九年五月癸酉条。


 

[3][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附录《祭文》,《四部丛刊初编》本。


 

[4]本文撰写之后,承友人见教,关于宋朝功臣配享研究,已有袁良勇氏《宋代功臣配享述论》(《史学月刊》2007年第5期)一文。袁文是迄今为止唯一概观论述宋朝功臣配享的论着,开辟草莱,其功匪浅。然与对照之下,拙文所发亦有袁文所未发者。成岭成峰,风景各异。盲人摸象,各得其形。有鉴于此,踌躇之后,决定将拙文刊布。

 

                                                 (原载《史学集刊》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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