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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桴子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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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文史, 兼及其他。 兴趣广泛, 自号杂家。 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ruila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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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古文献派的……”  

2011-04-16 06:18:35|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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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古文献派的……”

 

 

几年前,徜徉于网上,发现了凤凰出版社出版的学长杨牧之主编的《古籍整理与出版专家论古籍整理与出版》。由于其中收录有署我名字的一篇《略谈古籍校勘》,不禁诧异,便赶紧向出版社索来该书。原来,牧之学长是从我80年代刊发于《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的十多篇短文中选出一部分,汇成一篇长文,收录到了该书之中。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的内部发行的刊物,读者层只是古籍整理的圈内人士,流布范围有限。但《古籍整理与出版专家论古籍整理与出版》一书的公开出版,则大大扩大了读者范围。

网上一位不具名者开列了全书的篇目,并且在一些篇目之后,间有批语。在我的那篇之后,记有这样的批语:“五星推荐,必读!此文当作校勘学补充阅读。”(http://www.douban.com/review/1506268/)在另一个网页上,也是一个不知名的朋友向别人推荐我这篇文章,并从网上摘录了我的论著目录,题为《乘桴小识》(http://www.douban.com/subject/discussion/1387524/)。这位朋友的文章开门见山就是一句:“又是一个北大古文献派的……。”

“北大古文献派”!看了这样提法,感到很新鲜。称之为“派”,可见声势已大,蔚然成军。而“又是一个”的说法,表明文章作者不止见过一个“北大古文献派”,我则是作为“又一个”,被其发现。他人的提法,不是出于自画自赞,自卖自夸,这让我为我出身的专业感到几分自豪。

大约六七年前,我应邀回古文献专业做过一次讲座。在那次讲座上,面对满堂表情透着稚气的学弟学妹们,我说,我们古文献专业是最好的专业。

这不是出于“儿不嫌母丑”的偏爱,而是发自内心的感慨。也不是彼此厚薄,与其他专业进行比较的褒贬,而是从自身将近三十年的学术经历得出的认识。

“古文献专业是最好的专业”云云,这是结论性的表达。而结论的成立需要实证,实证则需要事实。我以为最为有力的事实便是现身说法。那么,实证就从我的学术经历的回顾说起。

 

*   *   *

 

常常夸耀自己出身的专业是最好的专业,似乎我很热爱古文献这一专业。其实,入学之初,并非如此。由不了解的不爱到深深沉浸于其中的酷爱,我经历了一个颇有些痛苦的转变过程。为什么会有痛苦呢?

正如“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一样,我当时的苦恼也只有自己清楚。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积压了十年的人才一齐涌向考场。本来,在激烈的竞争中入围,进入北大,应当高兴才是。但拿到录取通知书和刚入学时的兴奋,很快就消失了。翻阅我那时的日记,入学三个月后,我写下了这样的打油诗,颇可看出当时的心境:

 

自度曲

 

去!

去!

真难甩,

苦恼常存在。

 

来!

来!

任求哀,

兴趣偏不来。

 

怪!

怪!

天不怪,地不怪,

怪我投错了胎。

 

一心慕高台,

不想不顾只管迈。

哈,可是迈上来,

却不爱!

 

“玉带林中挂,

金钗雪里埋”,

叹,叹,

“空有咏絮才”!

 

解说一下这首打油诗的背景,顺便透露我为何选择报考古文献专业的一个小秘密。77级高考,报考志愿是选择到专业的。在填写报考志愿时,一个文革前的老大学生给我出主意,说如果想考上北大,必须要报冷门专业。就这样,我才选择了古文献专业。果真也如愿以偿,进入了古文献专业。这就是诗中说的“天不怪,地不怪,怪我投错了胎”的由来。

那么,为何说“投错了胎”呢?因为我自幼喜欢舞文弄墨,从初中时便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诗作,到入学之前,已经发表有30余首。那时是把文学创作视为毕生的事业的。但进入古文献专业,人生等于是拐进了另一个胡同。这正如当时我在另一首诗中写的那样:

 

整个世界似乎都与我无关,

所有一切也无需我去瞩目;

生活中仿佛没有我的“户口”,

一道无形的鸿沟把我划归远古。

 

当时的认识是,文学创作需要贴近生活,而古文献专业所学的,离现实又很远,按我在同一首诗中所言,是“同古人一起踱步”。所以,我在入学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很苦恼。我拿着自己发表诗歌的剪报本,去找当时的系总支书记吕良老师,要求调换到文学专业。吕良老师答覆说,你们的毕业分配都是定向的,无法变更。调换无望,只好硬着头皮学,希望能对古文献产生兴趣,但兴趣却不是说产生就能产生的。这就是写上面那首打油诗时的背景与心境。

硬着头皮学,在苦恼中前行,心境逐渐开始转变。转变有一个标志。第一学年结束时,写学年论文,我写了一篇《试论<豳风·七月>作者的阶级地位——兼谈对<七月>研究的一些看法》。当时担任我们写作课的金开诚老师看了,认为还不错,便推荐到《教学与进修》杂志。论文很快在1979年第2期刊出了。能力往往需要客观外物来证明,自信也常常需要成果来树立。看着篇幅不短的这篇印成铅字的文章,热情与信心俱增。从此,便一头扑向故纸堆,我的学术生涯也从此开始。

 

*   *   *

 

作为全国第一个古典文献专业,课程设置可以说是标准的国学。除了第一学年的写作、古汉语语法、古文选读等基础科目之外,从文字、音韵、训诂,到版本、目录、校勘,这些传统的国学学科都系统地学习过。

刚刚人到中年的裘锡圭先生为我们讲授文字学。除了学问,裘先生严谨认真的学风也如春风化雨,无形地影响了我们。音韵学是年迈的周祖谟先生讲授的。周先生决意用最通俗的表达来给我们讲述这门绝学。至今,“时有古今,地有南北”的优雅京腔,仿佛依然在耳畔回荡。训诂学是担任我们班主任的年轻的董洪利老师讲的,第一次登上讲坛的高路明老师则给我们讲授目录学。几乎整整一堂课都没有抬起头看看下面的高老师那紧张的样子,也犹在昨日。版本、校勘是陈宏天老师通过校勘宋人笔记《墨庄漫录》的练习来进行的。而我们和专业老师共同做的《古文观止译注》,也可以说是上述学科学习的综合训练。

除了上述基础科目的学习,几年间,我们还进行了专书课的学习。专书课包括有阴法鲁先生讲的《诗经》、孙钦善先生讲的《论语》、董洪利老师讲的《孟子》、安平秋先生讲的《史记》等。

在课程安排上,除了基础科目和专书课,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范围和学术视野,孙钦善先生还给我们讲授了古文献学史,向仍旦先生讲授了民族文化史,严绍璗先生讲授了历史文化论等。记得当时严先生为我们指定的必读书竟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严先生还根据自己的专攻,向我们介绍了日本汉学。陈宏天老师讲授的工具书使用法更是“授之以渔”,受益无穷。通过这门课,在没有电子版的时代,燕大引得等大量专门工具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我们做学问的法宝。

鉴于日本汉学的发达,我们的外语学习被指定为日语。为此,专业还专门配置了日语老师。清癯潇洒的王善先生,拥有日本血统,他为我们打下了坚实的日语基础。我实在是主要受益者之一。

我们文革后第一届古典文献专业班共有20人,而当时在编的全部专业老师也是20余人。专业的老师们对我们这些新“黄埔一期”格外关心,经常到宿舍来指导我们学习。“有一棵白菜,炒一棵白菜”,以点带面。相信班里所有同学都记得金开诚先生的这番话。向仍旦先生也常来宿舍,从学习到生活都热心予以指导。我上中国哲学史课的读书报告,就是向先生推荐给张岱年先生,后来发表在了《哲学研究》上。而我在《文史知识》创刊号的文章,也经过了金先生的亲自修改。

不仅是专业老师,大学图书馆的老师也对我们给予了特别的照顾。记得我们班可以利用图书馆的教师阅览室,在那里,当时很少见到的台湾版的《中文大辞典》,也成为了我们的常用书。在大出纳台,对古籍稔熟的李鼎霞老师,在借阅线装书时,给予了我们版本学实习一样的指导。而在表情严肃的张玉范老师的关照下,在善本阅览室,我们甚至可以直接触摸到宋元版古籍。虽不是专业老师,李鼎霞老师的丈夫白化文先生,也给予了我们极多的指导。包括我的毕业论文《鹤林玉露》点校稿,白先生都逐页审订过。

我相信,上述我讲述的这些,至今都会让专攻文史的同学羡慕,甚至会产生几分妒忌。且慢,我们古文献专业的好处还不止于此。我们专业那时的课程设置,还实现了少有的学科跨越。除了上述的各种专业课,作为必修课,在系里,我们跟汉语专业一起学习现代汉语语法,跟文学专业一起听中国文学史的课。而在系外,我们跟哲学系一起听中国哲学史的课,跟历史系一起听中国古代史的课。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古代史的课,都是分段由各个断代的名家给我们讲授,文学史如赵齐平、周先慎等先生,古代史如张传玺、张广达等先生。课程持续时间都长达两年以上。

我说“古文献专业是最好的专业”,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在课程安排上,我们学的最多。如果潜心向学,无论将来从文还是就史,上述的课程设置,则完全可以培养出训练有素的学者。

 

*   *   *

 

回顾四年的学习,当时学得真的很苦。77级的同学大多都有赶上命运末班车的感觉,深知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分秒必争地学习。举一个例子,我们班的20个同学,大学四年间,没有打过一次扑克。摘录几段当时写的诗句,可以窥见苦学之一斑。

 

每天三点一线,

走着一条单调的路;

每天埋头苦读,

捧着一部枯燥的书。

 

在这里没有月日的概念,

只有星期的默数;

在这里没有四季的变迁,

落叶飞雪,才似乎若有所悟。

 

盛夏,热汗在光着的脊背上奔流,

隆冬,钢笔在冻僵的手指中伸出;

最难将息呵,乍暖还寒,

体温像是与大自然一起停在零度。

 

人在此时,似乎一切奢望都化为乌有,

一点小小的如愿,也会感到最大的满足。

比如,寒风中喝上一碗热粥,

比如,四处奔波,觅到一隅读书处……

 

从古文献专业毕业后,我按照最标准的专业定向,去了中华书局,并且根据自己的爱好,担任历史书籍和古籍的编辑。将近十年的编辑生活,等于是我在古文献专业四年学习的综合实习。中华书局的编辑兼学者的传统,又让我在学术道路上将所学的专业知识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九十年代初应邀赴日,人生大幅度转身,从此走上讲坛。日本的大学,对开设课程只有一个大体名目,具体讲什么,完全由教授者自行决定。我得益于古文献专业的训练,因此,我也将这些成功的经验,包括具体的课程也带到了日本的大学课堂上。比如,在东洋史特讲科目里,我开设了目录学;在东洋文化史科目里,我开设了汉字文化论。这等于是文字、音韵、训诂的综合。并且还在日本的大学首次开设了中国通史的课程。这些课程的开设,固然有我后来的研究因素,但根柢实在就是古文献专业的课程。这些知识,不仅成为我在海外谋生的饭碗,更成为介绍中国文化、传道授业解惑的工具。

“古文献专业是最好的专业”,实在是我的切身体会。

 

*   *   *

 

人生不满百,知交半零落。77级同学大龄者多,与当时的许多老师年纪差距不大,亦师亦友,感情深厚。三十年过去,上述亲炙于吾辈的先生们,已有数人远行。哲人虽逝,薪尽火传。那知识,那精神,便犹火种,传到我们手上。世代相承,文化接力,吾辈任重道远。

我常常在想,人的一生,居住十载八载的地方不知凡几。不过,有一方土地,只消住上四年,便落上永久的户籍。那里便成为精神的故园,便成为心灵的圣地。那里的空气尽管也与别处无异,但总是感觉别样的纯净,让人忍不住深呼吸。一池连名字都没有的涟漪,因为曾经的伫足,心灵便接受了洗礼。这个地方,便是北大。在北大,古文献,就是我的根基。不是爱屋及乌,本身古文献与北大就是一体,一样凝结着我永恒的爱意。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杜甫诗的前两句,可以形容我们幸逢其时;后两句,则可以形容我们不仅从古文献专业接受了良好的专业训练,还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严谨学风的薰陶。

 从来,在介绍自己的专攻时,我总是比一般学者多出一项。即除了历史研究,还有文献学。生命不息,古文献专业将会伴随我一生。这样的根柢,使我的学术构架犹如立于坚实的岩版之上,心里踏实,觉得有几分底气。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同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说法,并且自豪地宣称:我是北大古文献派的!

 

1978年春,入学之初。

“北大古文献派的……” - 乘桴子 - 乘桴子方舟

 

【附记】

本文应约为纪念北大中文系创立100周年而作。收录于《我们的学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文中变换颜色的一段话,最初本想写成一首诗的,所以注意了押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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