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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平常表象背后的历史:意蕴  

2011-08-23 22:12:04|  分类: 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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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表象背后的历史:意蕴

——读《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

 

铁爱花   曾维刚

 

北宋立国之初,太祖赵匡胤即称:“宰相须用读书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乾德四年五月乙亥条,中华书局,1995年,第171页)可以说在两宋三百多年的历史上,自一开始,皇帝即试图将国家导向文治,并给予宰相以史无前例的重视。与之相应,宋代士大夫也以空前的自信,认为皇帝当“与士大夫治天下”(神宗朝宰相文彦博语,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条, 第5370页)。宋代皇帝与士大夫间的这种互动与共生,终于形成了与以往贵族政治不同的士大夫官僚政治,促成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转捩。那么,在宋代历史的航船和最高的权力平台上,皇帝与士大夫中的精英——宰相间的“合作”是不是始终风正帆顺?如若不然,又会呈现出怎样错综纠葛的“博弈”?也即,在宋代皇帝和宰相之间,究竟构成了怎样一种“权力场”?它对宋代乃至后世的历史走向又产生了何种影响?王瑞来先生的大著《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中华书局,2010年。以下简称《宰相故事》)就从新的视角,深入到看似平常的事相当中,发掘潜藏于历史表象背后的深层结构与深刻意蕴,回答了这个重大的政治史议题。

 

 

《宰相故事》构思独特,逻辑谨严。本书以整个传统社会皇权的发展走向这一宏大历史问题为讨论对象,而聚焦于北宋真宗一朝二十六年的历史当中,在先后任过真宗朝宰相的十二人中,重点考察了李沆、王旦、寇准、王钦若、丁谓等五位宰相的“故事”。说是“故事”,其实“并不是讲故事,也不是五个宰相的传记合集”,而是“试图将历史叙述凝缩在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时段内,通过典型人物的活动个案,以管中窥豹、滴水映日的方式”,细致深入地揭示历史上以皇帝与宰相为代表的君臣之间合作与角力的清晰具象。五个宰相的故事,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为展现中国历史上皇权的走向给出了一个“具体的剖面”。(写在书前的后记,第1-4页)

全书共九个部分。首先是,写在书前的后记——感言与寄语。其后内容为,第一章,定位皇权,肇始宰辅专政:“圣相”李沆。第二章,寻常作为,塑造皇权:“平世之良相”王旦。第三章,左右天子为大忠:“使气之寇准”。第四章,佞臣如何左右皇权:“瘿相”王钦若。第五章,宋代权相第一人:“罔上弄权”的丁谓。第六章,代王言者:真宗朝的翰林学士。第七章,从具体到集约。最后部分则安排,延伸阅读:写在书后的前言——皇权论综述。

这一结构安排可谓视角新颖,匠心独运。著作前五章,通过细密的考述,具体分析了真宗朝宰相左右皇权的五种类型。如“首蒙大用”,开启士大夫政治背景下“宰辅专政”的真宗“畏友”李沆;“务行故事,慎所改作”,为相十二年,“事无大小,非旦言不决”的真宗“诚友”王旦;“不以家谋,专以国计”,能“面折廷争”,有力地左右君主行为的真宗“诤友”寇准;“委屈迁就,以申上意”,“以昏佞愚主智”,负面引导皇权的真宗“佞友”王钦若;“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启权相之端绪”,开“宋代党争之滥觞”的真宗“霸友”丁谓。事实上,这五种宰相类型也正是真宗朝五种不同的君臣关系模式。接下来的第六章,主要探讨真宗朝代王言的高级“刀笔吏”——翰林学士与皇权、相权之间的关系。这一章是对皇帝与宰相关系的深化考察,因为宋代的翰林学士,一方面是“皇帝的机要秘书”,一方面又堪称宰相的“预备队”,“成为介于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另一股势力”,(第254-279页)因而探讨三者之间合作与制衡的复杂关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博弈,认识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

第七章和最后的《延伸阅读》部分,则由具体走向一般,由具象演绎到抽象,阐释作者的历史“演义”,即讲宰相故事的目的。这两部分,可以说是跟随作者经历了“显微镜式的微观考察”之后“登高远眺,进行宏观瞭望”,“广角与景深”超越真宗朝二十六年,指向宋代乃至整个中国历史。(写在书前的后记,第10页)作者回顾了自己二十余年来关于皇权的研究,申述了“皇权”、“宰辅专政”、“士大夫政治”、“派系政治”、“政治力学”等基本概念,并从思想史与政治史视野下,考察宋代士大夫的皇权理论以及宋代相互制约的君臣关系,进而深刻阐释传统社会“皇权走向象征化”的历史因素,绘制出全新的“皇权结构模式”以及“权力与权威转化”的示意图。作者指出,考察宋代的政治运作,可以发现它并非君主独裁,而是以宰相为首的执政集团的专政,皇帝必须采取合作的态度,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从这个时代起,“皇权真正开始走向象征化”。而从整个历史的发展趋势看,“实体性的皇权”由高向低渐进发展,而“象征性的皇权”则由低向高渐进发展。从客观意义上说,这一趋势“反映了政治的进化”,“反映了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过程”。(第295-379页)作者这一观察,可谓高屋建瓴,也使本书具有了通史的视野和意义。

 

 

《宰相故事》的不凡造诣,不仅在于以极为独特的视角揭示了“故事”背后的深刻历史意蕴,阐释了中国历史上皇权如何走向象征化这一重大政治史议题,还在于本书与以往制度史研究中“只见制度不见人”(第300页),侧重政治制度本身的研究截然不同。

王先生认为,除了自然史之外,社会历史都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离开了人,历史便被抽空了。但以往侧重政治制度本身的研究,恰恰大多忽略了人的活动。因此,本书在深入探讨制度本身的基础上,尤为重视制度实施的框架,强调人的活动在制度运作中的重要性。不过,真宗时代,并不是一个英雄时代。与中国历史上具有雄才大略、丰功伟业的皇帝相比,真宗实在显得过于平庸。(写在书前的后记,第2-4页)本书重点考察的五个宰相,除寇准在辽朝侵宋之际力挽狂澜,主持了“澶渊之盟”,换来百年和平,其他宰相大多平淡无奇。

那么,本书的研究为什么要选择在真宗朝呢?为什么又要选择这五个宰相?事实上,这正体现了王先生的卓越识见。王先生指出,平庸才是皇帝的常态,平常也是历史的常态。在宋代历史上,真宗是第一个以正常方式即位的君主,宋朝的各种制度整备完成在这一时期,皇权的定位也在这一时期。进入到真宗朝,具有宋代特色的新型士大夫政治开始真正展开。在士大夫政治形成的初期,李沆、王旦、寇准、王钦若、丁谓等五个宰相的政治活动,从君臣关系的视点看,几乎囊括了传统中国社会宰相的基本类型,揭示了宰相左右皇权的基本方式。(写在书前的后记,第2-3页)而以五个宰相为主的士大夫精英的活动,无论忠奸美丑,都给士大夫政治打下鲜明的印记,为后来明确的理论建设提供了最近的审视与解剖的活体。(第290页)

近年来学界呼吁“走向‘活’的制度史”的研究(参看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但真正将制度史研究“活”的论著似并不多见。《宰相故事》把皇权纳入宋代“权力场”的大视野下进行考察,在铺叙皇权的同时,着力考察真宗时代以宰相为代表的高级文人的实际活动,特别是隐藏于幕后的政治运作,从而深入到政治活动的细部,“呈现各种权力的纠合与角力,透视各种关系的和谐与紧张”(写在书前的后记,第12页),全方位展示一个时代的政治态势及其对历史走向的影响。这一研究,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形象生动的权力运作与实施的场景,使制度史的研究真正“活”了起来,也为政治史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成功的范式。

 

 

章学诚言:“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文史通义校注》卷5,中华书局,1985年,第477页)。实证考据与理论批评是两种不同的治学途径,若二者兼擅,更为极高的学术境界。《宰相故事》即熔实证考据、现代政治学、心理学等方法于一炉,既见沉潜之功,又兼高明之学。

早在二十余年前,王先生即整理了南宋人徐自明所撰,记载两宋大部分时期宰相以及执政集团政治活动的编年史,出版《宋宰辅编年录校补》(中华书局,1986年),并发表《论宋代相权》(《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论宋代皇权》(《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等宏文,对宋代皇权与相权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引发学界强烈反响。1990年远赴东瀛后,王先生继续致力于宋代皇权与中国政治史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著。《宰相故事》正是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真宗朝二十六年的全部史料,在充分把握史实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尽可能地还原历史。

王先生认为,还原历史,最重要的是还原给历史人物一个鲜活跃动的灵魂,这不仅需要调动研究者的史料挖掘本领和考证功夫,还需要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根据人物性格与彼时彼地的具体情境,运用心理学等知识手段,进行合乎逻辑的想象推理,来填补史料的不足,重构历史现场。这样,读者才能够进入到历史的情境之中,回到历史现场,做个“在场者”,具体地感受历史,触摸历史。(写在书前的后记,第1-4页)这种史学与心理分析交互为用的研究方法,使本书的研究精彩迭出。

如第一章探讨“圣相”李沆定位皇权的专题中指出,靠非正常方式登基的宋太宗心胸狭隘多疑,虽立了真宗为皇太子,却因见真宗受人拥护而大发“醋意”,“在这样的父皇手下做皇太子,真宗的精神压力可想而知”,真宗也在“严酷的客观现实与巨大的心理压力之下”,终于形成了“庸懦”的性格特征,而真宗的“庸懦”性格,又反过来给宋代政治带来了深刻影响,为宋代中央政治“真正走向宰辅专政化打下了基础”。(第6-23页),这一分析,深入历史人物的心理,不仅生动展现了真宗“庸懦”性格形成的过程,也深刻揭示了人物性格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又如第三章探讨“使气之寇准”以大忠左右天子的专题中,论述了王钦若离间真宗与寇准君臣关系的过程。指出,寇准主张真宗澶渊亲征,造就辽宋和平,王钦若却向真宗进谗言,说寇准乃是以“万乘之贵”的真宗为“孤注”,换来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斯亦危矣”,这些话“一句句都像针一样刺到真宗的心上,触到了真宗所不愿正视的隐痛”,王钦若也因此成功离间了真宗与寇准间的君臣关系。(第105页)这段分析,抓住了真宗的心理,展现了佞臣离间君臣关系的过程,人物形象血肉丰满,栩栩如生。

当然,我们也看到,真宗一朝先后共有十二人为相。除本文考察的五人之外,还有吕端、张齐贤、吕蒙正、向敏中、毕士安、李迪、冯拯等七人。本书集中论述的五位宰相既代表了真宗朝乃至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君臣关系的五种模式,那么,其他七位宰相也当各有所属的类型。因此,依笔者浅见,本书或可再安排一个环节,对其他七位宰相进行一个类群的划分和图谱式的描述。

总之,《宰相故事》视野宏阔,博大精深,无论其独特的构思,传神的史笔,抑或娴熟的理论驾驭,无不令人钦佩,体现出作者很高的学术智慧。朱熹《观书有感》诗云:“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晦安先生朱文公文集》卷2,四部丛刊初编本)《宰相故事》无疑是近年来少有的真正将政治史研究“活”的力作,具有学术范式的意义,必将引领政治史的研究走向新的高度。

 

原载《书品》(2011年第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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