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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读王瑞来教授《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  

2011-08-23 21:50:36|  分类: 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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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瑞来教授《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

 

Satankiss

 

王瑞来教授在80年代发表的《论宋代相权》和《论宋代皇权》二文,对于中国古代皇权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在中国史学界引起极大回响。此后他对于宋代皇权问题保持了持续的关注,在2001年出版了《宋代の皇帝権力と士大夫政治》一书。眼下这本《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大部分是作者日文著作的中译,并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可以说代表了作者对宋代皇权问题和皇权论的最新、最全面的看法。

《宰相故事》的叙述中心是人——宋真宗朝的五位宰相和翰林学士群体。作者通过这些人的活动,来探讨宋代的士大夫与皇帝的权力纠葛。从权力的结构而论,无论是宰相还是皇帝,虽然以个人形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却都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某种势力或某个集团的代表,尤其是宰相。作为士大夫群体在政治上的最高权力代表,他们的行动在很多时候在整体上代表着士大夫的集体意见。翰林学士从设置的本意来看属于皇帝的私属,但本身又属于士大夫集团,因此作者将他们视作相权与皇帝权间的另一股势力,具有双重性格。这两者加上在政治体制中具有最终裁决权的皇帝,一起构成了宋代中央政治权力的大体框架,他们之间的互动绘成了一幅比较完整的政治图景。作者的这种选择无疑把握了宋代中央政治的关键,可以深刻剖析宋代士大夫政治的形态与形成过程。作者强调“人是历史舞台的主角”,社会历史都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因此他尤其注意真宗朝宰相在特定历史时空下的具体行动。对于真宗朝的五位宰相李沆、王旦、寇准、王钦若、丁谓,作者在充分把握史料的基础上,生动而真实地还原他们在历史中的形象。透过他们在宦海浮沉中所体现的行动取向与特点,作者认为他们代表了五种不同的宰相类型,也同样代表了臣子与皇帝的五种关系类型。它们像五条线一样交织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了真宗朝政治的具体面貌。

虽然讨论的核心人物都是大臣,但皇帝始终在场,作者意在强调这些人对于新型皇权的塑造,其最终指向无疑是皇权。作者指出,尽管真宗朝五位宰相的具体行动迥异,对他们的评判也截然不同,但他们从正反两方面重塑了皇权。也就是说,在促使新型君臣关系形成过程中,从后世的效果来看,其实际指向是一致的。作者认为,从第一个正常继位的皇帝——宋真宗开始,宋代的士大夫政治正式奠定,皇权开始“以宰相为首的执政集团的权力显现”。针对史学界的君主独裁或君主专制的说法,作者提出所谓“宰辅专政”的概念——指以宰相为主的执政集团在中央政治运作中的决策形态(第13页)。虽然作者不否定皇帝在这种体制下仍有一定作用,但本质上权力在宰辅手中,皇帝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性权力。作者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来形容皇权与相权的关系:相权如公文内容,而皇权则如公文上的公章。进而在延伸阅读——皇权论综述中,作者对于中国古代的皇权演变作了整体性概述:“从整个历史的发展趋势看,实体性的皇权由高向低渐进发展,而象征性的皇权则由低向高渐进发展。传统中国的皇权,从实体性到象征化,经历了两个至高无上的演变”(384页)。

一种制度的形成与演变,依赖于人在其间的参与和推动,因此作者通过典型人物的个案研究,来构建制度形成期的历史面相。他偏重于讨论作为宰相,李沆、王旦、寇准、王钦若、丁谓出于各自不同的才性,在同一个职位上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这与台湾学者刘静贞《北宋前期皇帝和他们的权力》侧重于讨论太祖到仁宗作为不同的“人”在扮演皇帝这一政治角色的差异性相映成趣。相对于刘静贞从皇帝的视角强调的人在制度中的无奈,或者说制度对于“人”的限制与压抑,作者更强调的是宰相对于皇权有意或无意的塑造,即“人”对于制度的冲击与改造。这两者综合在一起,使得皇权不再是枯燥甚至有些空洞的一种制度,而是存在于真实历史场景下的具体过程。这种基于某一时空下历史活动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探究皇权在一个历史横断面的具体形态,免致大而化之的泛泛而论。

作者有意识地将制度性皇权与私人性皇权综合在一起,因为在作者看来,皇权是个集合体,在现实中是无法将二者分清甚或分开的。但是,士大夫在努力塑造皇权之时,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呢?经历了唐末五代的权力分散,宋代士大夫积极要求保证皇帝权力在制度上的集中。但这种中央集权所强调的是出于“公”的制度性皇权。当皇帝个人认真履行作为一种制度的皇帝权力之时,士大夫往往表示出支持。而士大夫所极力遏制,要求大幅削弱的,是出于皇帝个人私心的私人性皇权。比如作者所特别强调的李沆对中使烧毁真宗封妃诏书一事,一方面是缘于真宗的这项任命出于个人喜好,另一方面内出手诏违背了政治制度对皇权的要求,其背后所反映的恰恰是李沆对作为个人的皇帝权力的压制。当遇及朝廷公事时,尤其涉及朝廷的人事权,士大夫反而强调要加强皇帝的权力,不可使皇权下移。比如王旦曾巡使山东,返京后请真宗对地方官员进行表彰。有人认为他作为宰相出使,却没有提拔地方官员而只是表彰,力度太轻。王旦的回答是如果那样,则属于君主对臣子的恩典都出于自己,这是作为臣子应极力避免的嫌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三)。这表明即使王旦作为宰相的权力有所扩张,但宰相和皇帝仍各有职权,任命官员的权力属于皇帝而宰相只负责推荐。再如《宋史》记载的王旦曾代替真宗下旨行事,而一同参政的陈彭年、王曾、张知白表示不满。虽然这出于真宗的主动放权,显示了皇权一定程度的让渡,但反过来看,在士大夫心目中,宰相仍然不可以侵夺皇帝的权力,事情的最终定夺权需要由皇帝掌握。

在宋代士大夫的理想政治架构中,皇帝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如孔子所言“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实际上处于“虚君”的地位,他最大的责任在于择相/任人,不负有实际的处理政事的责任,而宰相和士大夫是政治实践的主体和责任者。比如说政治观点对立的司马光和王安石,同样都抱有这种认识。司马光向仁、英、神、哲四宗的上书,提出君主职责是任人、赏善、罚恶,归根结底只在择人而任这一方面(《传家集》)。王安石在《尚书新义》中解《喜起歌》时也赞同“皋陶以为人君不必下侵臣职以求事功,但委任而责成功尔,”若人君“下侵众职,则元首丛挫(脞)而股肱懈怠,天下之事岂一人所能办哉?”(程元敏《三经新义辑考汇评——〈尚书〉》)程颐更是提出“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在这种观念下,一方面,皇帝是政治权力的最终端,是权力合法性的来源,需要从根源上保证政治的清明,正本清源;另一方面,皇帝只要完成选择贤人的步骤就足够了,而如何能够选贤,则依赖于皇帝的个人道德性。从这个角度来说,确如作者所论述的,宋代的皇权在宰辅专政的政治体制下走向了象征化。

作者选取宋真宗朝作为新型君臣关系的定型,从其具体研究进路来看,实际上是政治史。政治行动是他叙述和立论的核心。而所谓政治行动,尤其集中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事件。然而,既然人是政治行动的主体,人的思想观念无疑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甚至可以说是行动的基础。另一方面,思想观念的形成又依赖及受影响于时代的整体环境和官方的思想文化政策。可惜,本书在这一方面似付之阙如。而缺乏这两方面的讨论,对于新型君臣关系/皇权是否在真宗时期定型就变得大有疑问。

从宋初的官方文化政策看,虽然论者一直强调宋初的右文,但放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儒学方面的支持只是意识形态重塑过程中的一个侧面。笔者曾梳理具有非常强象征意义的宋初诸帝临幸国子监、佛寺、道观的次数,宋初三帝幸国子监或文庙总共只有10次,而幸佛寺和道观的总数达150次以上。可见宋初佛道二教在朝廷之中的氛围。这种对于佛道的重视与扶持,同样是出于巩固宋朝政权的需要。他们意图将佛道的思想纳入到统治政策之中,与儒家一起塑造出皇帝所希望看到的一种意识形态。太宗、真宗的御制文包括了道、释、儒以及为政等方面,并有很大的部分被注释、刻石,颁示天下。从这一角度看,宋初三朝的政策是一致的,而到仁宗时开始出现转变,明确表示出了对于佛道二教一定程度的抑制,景祐兴学即代表了官方对于儒家士大夫的支持和鼓励。

再论及皇帝对士大夫的态度,太祖曾让人通过比武来确定状元,仍不脱五代崇武之的风气。为论者所称道的太宗扩大科举录取额,但他所希望的,是得到“为治之具”,士大夫不过是皇帝用来进行统治的工具而已。在太宗、真宗看来,士人出仕是为了获取名利,光耀门楣,君主可以通过名利这两个诱饵来控制士人。皇帝授予臣子以官职、荣禄,臣子对皇帝报以尽忠职事,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利益的结合。因此才会有太宗以为刘昌言罢官会涕泗横流,会有真宗以为向敏中被任为右仆射会非常欣喜,更会引出真宗的真实想法:“大臣宜附会国事”。虽然说皇帝的想法和现实中士人的表现会有很大的差别,但是,至少可以说明到真宗时,皇帝对士大夫仍存有工具性的认识,所谓新型君臣关系下的宰辅专政体制并没有被真宗皇帝所接受。“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样的话在真宗朝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是提不出的。

2006年,美国宋史学界汇编了一本讨论宋徽宗时代的书,题目是”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除去他们特别关注宋徽宗时期不谈,副标题的“文化政治与政治文化”特别引人注意。该书编者并未具体解释何谓“文化政治”和“政治文化”,但从该书的具体讨论内容来看,涉及政治、军事、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医学、艺术、信仰、历史文献等诸多方面,也就是说所有这些方面都可以纳入到“文化政治”与“政治文化”之中。相对于传统的政治史偏重政治事件的研究,笔者更倾向于用“政治文化史”来代替。一方面,政治仍然是主体;另一方面,“政治”后面加上“文化”,可以涵盖更多的内容,也更能够深入政治的本质。任何一件政治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政治”行为,其中会牵涉到人的思想观念,人对于社会政治的认知,该时代的整体背景环境等等。而政治事件或行为只是一种外在反映,是时代问题的具象化,其背后有作为根源性的文化为支撑。因此,单纯作政治事件史、政治人物史的研究,无法揭露政治过程发生的根本原因,也就无法根本弄清政治的实际进程。或许,从“政治史”向“政治文化史”的转向,不失为一条深入剖析传统中国政治的道路。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d31ea20100m5z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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