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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信書不如無書”  

2012-04-10 12:22:33|  分类: 学术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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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信書不如無書”

——透過《朝野類要》看《四庫全書》對文獻的改竄

 

王瑞來

 

【摘要】

伴隨著科技進步,以《四庫全書》為代表,大量的古典文獻被製成電子版,嘉惠於學林,成為學者不可或缺的研究法寶。在這種狀況下,電子文本的準確性則亟須喚起使用者的注意。電子文本來自文獻紙本。如果作為紙本的底本存在問題,自然影響到電子文本的準確。本文以筆者長期研究的宋人筆記《朝野類要》作為個案,先是將明刊本與《四庫全書》本相比較,指出了兩者之間的巨大差異。然後將存世的《朝野類要》四庫底本與明刊本、四庫本比勘,並通過四庫底本上存留的四庫館臣的編輯記號和指示,揭示出《四庫全書》編纂對文獻損害的冰山一角。這種損害並非出於人們通常認識的“寓徵於禁”的政治目的,而是在技術層面上的改竄。這種揭秘讓《四庫全書》所載文獻的可信度大打折扣,並且向使用者提示,“盡信書不如無書”。儘管科技進步日新月異,但傳統的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並未過時。在利用包括《四庫全書》在內的各種電子版時,最好肯花些氣力,參考一些其他版本。電子版在嘉惠學林的同時,還須防止謬種流傳。

【關鍵詞】

    朝野類要   四庫全書   明刊本  四庫底本   電子版

 

 

                  引 言

 

清代乾隆年間編修的『四庫全書』,可以說萃集了中國古代文獻的精華,因而歷來為學者所重視。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台灣商務印書館將文淵閣本全部影印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據以翻印出版。此後隨著電子技術的進步,紙本的文淵閣本又被製作成為電子版,嘉惠於學界。繼文淵閣本之後,文津閣本與文瀾閣補抄本也陸續有影印之舉。由於電子版集萬卷於一機,昔日的皓首窮經變得瞬間可求,甚為便利,尤為青年學子所樂用,幾乎成為須臾不可或離之法寶。

在『四庫全書』電子版日漸成為治學之利器的今日,我想略舉一個案,來質疑『四庫全書』所載文獻的可信度,向人們展示『四庫全書』損毀文獻的冰山一角。這一個案就是被收錄於『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的宋人筆記『朝野類要』。通過對這一個案的考察,希望能喚起人們在使用電子版文獻時的少許警惕。

 

        一、《朝野類要》與《四庫全書》

 

《朝野類要》是南宋人趙升編纂的一部篇幅不大的筆記。與其他筆記小說不同的是,《朝野類要》記載的不是朝野掌故逸聞、也不是攬奇搜趣的齊東野語,而是以記述南宋後期典章制度、朝野習俗為主,類似小型的百科事典。因此,歷來的書目著錄,或是將其歸入史部政書類、故事類,或是將其歸入子部類書類、雜考類等。這些歸類都反映了《朝野類要》的辭書特徵。儘管《朝野類要》不像許多有名的筆記小說那樣生動有趣,大多是近於枯燥的詞條解釋,但近代以來,已為學者們所重視。從辭書編纂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出版的《中國法制大辭典》就收錄了許多朝野類要的條目。八十年代出版的迄今為止最大的漢語辭書《漢語大詞典》,也最大限度地引述了《朝野類要》的條目。而《中國歷史大辭典》的宋史卷中有關制度史的詞條,幾乎就是《朝野類要》的現代語譯。此外,翻檢《宋史》點校本的校勘記,發現在整理《宋史》時,當時的學者們也廣泛利用了《朝野類要》。不僅限於比較專門的歷史研究和辭書編纂領域,《朝野類要》所解釋的詞條,也被各個領域的學者和文人所重視。比如,“新聞”一詞的出處、依靠妻族而得官的“裙帶官”、形容長篇奏疏的“萬言書”、防止官僚間結黨營私的“禁謁”,以及“腳色”、“爵祿”、“清要”、“請假”等,包括三十年代的魯迅在內,迄今為止,不斷被反復引用。這些都顯示出朝野類要在研究傳統中國的官僚制度和古代文化時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朝野類要》問世後,曾被編纂者趙升刊刻過。然而,由於編纂者低微的布衣身份、書坊的發行範圍以及書籍本身篇幅非钜等諸多原因,一直隱而不彰。幾百年間,猶如一條小溪,不絕如縷,靜靜地流淌著。直到清代中期編修《四庫全書》,廣泛地發隱抉微,《朝野類要》才重現世間。伴隨著《四庫全書》的編修,其衍生物《武英殿聚珍版叢書》與《知不足齋叢書》的刊行,《朝野類要》才化身千百,廣為人知,廣為刊印。『四庫全書』本可以稱之為清代中期以後刊行的『朝野類要』諸版本之祖本。

不過,除了《四庫全書》系統本,《朝野類要》還現存有一部明刻本、兩部明抄本和近十部清抄本。對於現存的諸傳本,比較其間異同,整理傳承關係,不僅具有文獻學上的意義,更從技術層面上,意外地讓《四庫全書》在編纂過程中對文獻改竄的真相大白於世。

 

           二、《朝野類要》明刊本

 

             (一)明刊本的基本狀況

 明刊本《朝野類要》是明代弘治元年(一四八八)由一個名叫史學的官僚在江蘇溧陽刊刻的。關於這部明刊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1]於子部雜家類如此著錄:“明弘治元年趙學刻本。”《現存宋人著述總目》[2]於史部政書類掌故瑣記之屬的著錄基本相同:“明弘治元年趙學刻本(上海)。”這部明刊本現藏於上海圖書館,是現存唯一的《朝野類要》明刊本。根據上述兩部書目提示的線索,筆者在上海圖書館看到了這部明刊本,並得到了複印件。

明刊本的概況如下:一冊,內框一八×一三糎,白口,單黑魚尾,版心題“類要幾幾”之頁數。上下單邊,左右雙邊,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字。書前記有收藏者徐鈞的手書跋文。卷首依次有“《朝野類要》序”和“《朝野類要》目録”。正文卷首初行題“《朝野類要》巻第一”,次行低十三格署“文昌趙升集録”,第三行低五格記門類名“班朝”,第四行頂格記條目名“御殿”,自第五行起,低一格為正文開始。各卷之首均如此格式。卷末低三行刻有明代刊行者之跋文。

        (二)明刊本的刊刻經過與刊行者

為了清楚地考察這部明刊本的來歷與刊刻過程,現將卷末跋文移錄如下:

         先五世祖元教授和卿府君,嘗建湖埭義學一區於始祖溧陽侯祠左,藏書數萬卷,

以教里族之俊秀。繼罹壬申兵變,蕩覆無遺。唯藏書流落人間者僅見,皆首書“溧陽

湖埭史氏義學書籍”十字以別之。若是編《朝野類要》,亦其一也。迄今百八十年余,

手澤猶新。學得而捧誦之,感愧交集,因重刻之,庶幾存先世之餼羊云。若夫興衰

起廢,以圖纉承前烈,則深有望於吾宗之傑然者焉。弘治改元春三月望,嗣孫進士

學謹誌。

根據這一跋文可知,明刊本的刊行者為史學,《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與《現存宋人著述總目》著錄為“趙學”均誤。關於刊行者史學的情況,筆者根據可以查到的資料進行了考索。據明代焦竑的《國朝獻徴録》[3]卷九五史君墓誌銘所載,史學(一四五四~一五一三),字文鑑, 江蘇溧陽人。成化二十三年登進士第,授戶部主事,遷郎中,官終山東左參政。又據明代邵寶《容春堂集》[4]前集卷十五《史直菴傳》,史氏自東漢被封為溧陽侯之後,世居溧陽。至明代,“族繁衍滿鄉邑,居湖埭者且百餘家”,蔚為當地大族。唐宋以下的譜系,可排列出至少七世:史大用→史和卿→史彦剛→史舜安→史仲和→史塤→史學。其中,史大用和史和卿均擔任過教授,見於《史直菴傳》記載。此可與史學的跋文相參證。 

         (三)關於明刊本的底本

此外,這個明刊本的底本,據史學的跋文,原本是五世祖史和卿所建史氏宗族義學的藏書。後來,義學的藏書因戰亂而散逸。一百八十多年後,史氏後裔史學發現了一冊鈐有“溧陽湖埭史氏義學書籍”印章的《朝野類要》,感概萬千,因而刊刻。那麼,史學據以刊刻的《朝野類要》的底本,究竟是刻本還是抄本呢?這一點雖然不清楚,但是明刊本凡是遇到與皇帝和朝廷有關的“朝廷”、“聖旨”、“御敕”、“上”、“天子”等詞句時,均空出一格或改行,以示尊敬。從這一點來看,可以斷定底本與趙升的初刊本極為接近,而不大可能是從明弘治元年上推一百八十年元成宗(一二九五~一三〇八)時期的刻本。此外,前述明刊本“白口、單黑魚尾、上下單邊、左右雙邊”的版式,也具有典型的宋代江浙地區刊本特徵。由此看來,史學據以刊刻的《朝野類要》的底本不能排除就是趙升初刊本的可能性。然而,刊本多處文字殘缺不全,卷二的卷末有類似被削去刊記的痕跡,跋文又是以比正文低三格的小字在卷末空白處補入的。從上述幾點來看,這個明刊本還像是利用舊板片刷印的。 

   (四)從與通行本的比較看明刊本的價值

在已經無法看到宋刊本《朝野類要》的今天,作為最早的版本並且是孤本的明刊本,是極為寶貴的存在。關於其價值,從收藏者徐鈞寫於明刊本上面的跋文可以略窺一二:

          《朝野類要》五卷,宋趙昇撰,載《四庫全書》目錄。今所傳聚珍本為閩本,

 鮑氏知不足齋所自出,而祁氏《餘苑》本世不多見。頃得弘治改元嗣孫學重刻

 湖埭義學本,更在祁刻之前,尤足寶貴。以較鮑氏校刻本,堪以正訛者四十一,

 補闕五十八字,衍文、誤倒合十有五處。其行款亦絕然不同。每類標題低四格,

 條目字頂格,各條低一格。朝廷、聖旨、天子、御、敕恩、上等字、皆空一格或

 提行。鮑刻署文昌 趙升向辰撰,此題文昌趙昇編集。又多一後跋。藏書各家

 罕見著錄,誠佳刻也。校讀一過,為之鼓掌稱快。丁巳夏五,桐鄉徐鈞謹跋。

     此書曾為天一閣所藏,載入阮刻書目。己未秋,由費景韓君紹介,尋於滬

瀆寓次。又誌。

從此跋看,除了將寫本的祁氏餘苑本誤作刻本之外,收藏者徐鈞在對《朝野類要》進行調查的基礎上,把明刊本用通行本之一的知不足齋本進行了相當認真地校勘。然而,徐氏校勘的結果僅以數字的形式反映在跋文之中,看不到明刊本與通行本的具體異同。因此,有必要將徐氏所進行的作業重行一過,以便清楚地考察明刊本的價值。

考證《朝野類要》編纂者趙升生平的一個關鍵線索,就是他在自序中所提及的地名“九江”。然而,這個“九江”地名卻僅見於明刊本和一個明抄本。武英殿本在“江”字前示以闕字符號“□”,而四庫本則乾脆刪去了這個闕字符號“□”,僅留下一個“江”字。如果沒有明本,考證趙升生平的作業將會增加不少困難。

為了節省篇幅,下面以對照表的形式來比較明刊本與《四庫全書》以來的通行本的異同。    

 

巻數?條目名

通行本

明刊本

原序

自□江歸舎而舊本□□□間為鼠蠧之餘

自九江歸舎而舊所紀述間爲鼠蠧之餘

巻1?御殿

賀祥瑞聖壽賜宴

對蕃使則長春殿

賀祥瑞勝捷上壽賜宴

對蕃使則崇徳長春殿

巻1?後殿

常朝値雨則改御後殿

常朝値雨或有事故則改後殿

巻1?正謝

凡宰執侍從命下之日

凡宰執侍從等差除命下之日

巻1?把見

北界僞知虢州完顔守能

北界僞知虢州元顔守能

巻1?郊祀大禮

圜丘時北郊

祀后土皇地祗明堂中謂之明堂大禮

圜丘大礼如昔時北郊

祀后土皇地祗明堂則就内中謂之明堂大禮

巻1?習儀

凡有大典禮習儀

凡有大典禮皆預先習儀

巻1?分詣

四孟朝獻如値雨及有事故

四孟朝獻如値雨及有故

巻1?奏告

凡有典禮祈禱

凡有典禮及祥瑞祈禱

巻1?釋奠

二月上丁日也

二月上丁日奠孔子也

巻1?八寳

迨唐亦有符寶郎

迨唐亦有符寶

巻1?躬請

若武臣則服色袍

若武臣則武服色袍

巻1?教坊

自漢有琵琶篳篥之後

自漢有胡樂琵琶篳篥之後

巻1?等子

故令於等子年勞授諸州排軍受事人員之職

故今之等子年勞授諸州排軍受事人員之職

巻1?金雞

立金鶏竿盤令兵士捧之

立金鶏竿盤令兵士搶之

巻1?聖節

惟帝有節名

惟帝立節名

巻1?春宴

用舟船妓樂

用舟船妓弟

巻2?兩府

樞密並直太尉

樞密並真太尉

巻2?侍從

翰林學士給事中六尚書及侍郎是也

翰林學士給事中六尚書八侍郎是也

巻2?武舉

蓋絶倫者挽二石以上力斗

蓋絶倫者挽二石以上斗力

巻2?州縣學

考試陞賞

試考陞賞

巻2?解試

中者然後赴鎖院考試七書義并策

中者然後赴鎖院七書義并策

巻2?宏辭

三場議論並以文字合格中選取人無額也

三場第一場麻制表詞第二場銘讃記序雑文第三場議論並以文字合格中選取人無額也

巻2?刑法試

或是刑司檢法官

或提刑司檢法官

巻2?召試

已歴仕者

已歴任者

巻3?進納

有只納粟則得不理選限文資者

有只納財得不理選限文資者

巻3?歸附等

謂元係西南蕃蠻溪峒久納土出來本朝

謂元係西南蕃蠻溪峒人納土出來本朝

巻3?參堂

亦曰堂闕或差選人者

亦有堂闕或差選人者

巻3?辟差

具名詣闕奏差

具名指闕奏差

巻3?減年

異日捧類收試

異日揍数收使

巻3?雙轉

亦仍雙轉也

亦乃雙轉也

巻3?超轉

越轉

超轉

巻3?止法

正法

止法

巻3?舉留

須本処進士同耆老以下列狀經歴司舉留次請上司申乞

須本処進士同耆老以下列狀經監司舉留次詣上司申乞

巻4?手詔

或是篤意

或示篤意

巻4?白麻

自元和初

唐元和初

巻4?官帖子

官牒子

官帖子

巻4?奏箚

凡知州以上見辭皆用此

凡知州以上見辭皆有此

巻4?進状

皆長八寸

皆長八大寸

巻4?白箚子

與不題名之義同

與不顯名之義同

巻4?朝報

日出事宜也

日生事宜也

巻4?挑戰

兩陣既立各以將出鬪也

兩陣既立各一將出鬪也

巻4?劫寨

令其自亂

謀其自亂

巻5?南行

水土惡逆之州縣

水土惡弱之州縣

巻5?自陳

若朝命与之則不任也

若朝命与之則不佳也

巻5?宣葬

蓋省費於敕葬也

蓋省費如敕葬也

巻5?書舗

應該節次文書

應干節次文書

巻5?望祀

望祝

望祀

巻5?京畿將

京師舊有十將令第二將駐箚臨安府者

京師舊有十將今第二將駐箚臨安府者

巻5?過勘

勘過

過勘

            表1 『朝野類要』明刊本與通行本對校表

上表列舉的只是明刊本與通行本的主要異同,細微與兩可的異同均已省略。從上表可見,年代較早的明刊本在文字與內容上明顯優於通行本。用明刊本可以訂正通行本的文字脫誤。並且,明刊本的價值還不僅限於進行校訂之類的文獻學方面,其與通行本不同之處,對於研究宋代各種制度,也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

從上面的對校表看,明刊本與通行的《四庫全書》系統本有著相當大的差別。那麼,這種差別是怎樣產生的呢?

秘密我們將會在下一節揭開。

 

     三,《朝野類要》的《四庫全書》底本

 

    (一)《朝野類要》的《四庫全書》底本來歷

這一底本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子部著錄云:“《朝野類要》五巻,宋趙升撰,清抄本(四庫底本,惠棟校)一冊,□5286。”版本學家傅增湘的《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九子部三對這部惠棟校《四庫全書》底本也有如下描述:“《朝野類要》五巻,宋趙升撰,舊寫本,十行二十字,四庫底本,鈐有惠定宇手定本、紅豆書屋、惠定宇三印、又有許氏堪喜齋書画印、李□5286(徳化 李木斎先生遺書)(癸未)。”的確,如傅氏所云,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惠棟校《四庫全書》底本,原為清末著名學者兼藏書家李盛鐸的收藏。李氏藏書的大部分,後來都入藏北京大學圖書館。李氏藏書歸北京大學所有之後,北京大學圖書館並沒有打散原來的藏書順序,而是分別保管,檢索書號使用的也是過去的編號。因而傅氏所記的檢索書號與《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相同。筆者在大學時代就曾利用這樣的書號檢索過李氏藏書。再度使用,如睹故人,頗感親切。

值得注意的是,這部惠棟校本的行格與現藏於南京圖書館的明紅格鈔本完全一樣,同為半葉十行二十字。因此極有可能是轉寫自明代的傳本。後來這部惠棟校本成為《四庫全書》底本,大約編入《四庫全書》時也吸收了惠棟的校訂成果。這部惠棟校本,是利用紙背文書抄寫的,《朝野類要》抄錄內容的背面寫著滿文。由此也可以斷定,抄本謄錄於清代。在抄本上鈐有“臣許乃普”、“堪喜齋書畫印”、“惠棟之印”、“李盛鐸印”等藏書印。此外,還鈐有碩大的“翰林院印”。“堪喜齋書畫印”為清代後期許乃普的藏書印。許乃普,字季鴻,一字經崖,號滇生,銭塘人,著有《堪喜齋集》。[5]在天津博物館所藏的清初八大山人 朱耷的《河上花圖巻》上, 鈐有“滇生乃普”、“銭塘許乃普貞錫甫印”、“許乃普印”、“銭塘許氏堪喜齋所藏”、“堪喜齋書畫印”。根據四庫底本的藏書印,這部抄本的流傳路徑當為如下:惠棟→清《四庫全書》館→清翰林院→許乃普→李盛鐸→北京大學圖書館。 

     (二) 從《四庫全書》底本看四庫館臣對《朝野類要》的改易

抄本的行格版式與明刊本類似,但脫誤頗甚。脫闕之處均根據字數留有空格。僅從這一特徵看,這部抄本與韓應陛所藏本和嘉業堂所藏本並無本質上的差異。其實,這部抄本的重要性並不在於抄本本身的文字,甚至也不在於惠棟的校訂,而在於作為《四庫全書》的底本,其編修者,即四庫館臣在編輯時記入的增刪與謄錄方式的指示。這些增刪與謄錄方式的指示,與今天出版社的編輯在原稿上記入的排版格式與印刷校正的指示頗為類似。

在抄本上,經常出現的指示記號有兩種,即“○○”與“――”。例如,在巻一“後殿”條的條目名“後殿”之前,可以看到用朱筆記入的“○○”,通盤觀之可知,這是表示條目名低二字抄錄的意思。而原本在這個抄本以及明刊本中,條目名是頂格的。此外,對這條正文“常朝値雨□□□□則改後殿”,在“常朝”之前以朱筆記入“――”,指示將原本抄本及明刊本低一格的形式改為頂格抄錄。並且,對抄本原空四字的“□□□□”之處,以朱筆記入了“――”記號,指示接續抄錄。檢核明刊本,原來抄本印脫闕而空出的四字處,有“或有事故”四個字。在這部抄本上,原有空闕之處, 包括原來表示對皇帝與朝廷尊敬而留出的空格之處, 四庫館臣均記入了“――”這樣接續抄錄的指示。

經過四庫館臣如此一番編輯而問世的四庫本與武英殿本,把底本所表示的脫闕完全抹消掉了,以完備無缺的美觀面貌呈現在讀者的面前。不過,美則美矣,卻徹底地改變了趙升《朝野類要》的本来面目。四庫館臣不僅在抄本上記入了上述的編輯符號,還對正文以朱墨筆分別施以了文字增刪。當然,在校訂的筆跡中也不完全都是四庫館臣的,其中還有早於四庫館臣的惠棟的筆跡在內。不過,二者很難區分。就是說,在墨筆的校訂中,有些可能是惠棟記入的,有些则是四庫館臣記入的。拋開惠棟的校訂,從同時施以朱墨兩種的筆跡與增刪符號看,朱筆似為初審,墨筆似為再審。     

這裡,我想以卷一“後殿”條為例,來管窺從明刊本到通行本的文字變遷軌跡。在抄本“則改後殿”一句的“後殿”之前,四庫館臣還以朱筆加入了“御”字。現將這個變遷軌跡,簡單地示以下表:

 

明刊本

後殿

常朝値雨或有事故則改後殿

四庫底本

後殿

常朝値雨□□□□則改後殿

通行本

後殿

常朝値雨則改御後殿

表2 『朝野類要』版本文字變遷表1

 

“後殿”條是典型的一例。四庫館臣對惠棟校本的增刪基本上是這種形式。以下,再從卷一摭取數例,以便更為清楚地考察《四庫全書》系統《朝野類要》的形成過程。

 

巻數?條目

明刊本

四庫底本

通行本

巻1御殿

巻1御殿

巻1正謝

巻1郊祀大禮

 

巻1習儀

賀祥瑞勝捷上壽

對蕃使則崇德長春殿

凡宰執侍從等差除命下之日

如三歳南郊圓丘大禮如昔時北郊…

凡有大典禮皆預先習儀

賀祥(瑞――聖)壽

對蕃(使則――)長春殿

凡宰執侍(從――)命下之日

如三歳南郊圓(丘――)時北郊…

凡有大典禮(――)習儀

賀祥瑞聖壽

對蕃使則長春殿

凡宰執侍從命下之日

如三歳南郊圓丘時北郊…

凡有大典禮習儀

     表3 『朝野類要』版本文字變遷表2(注:括號内為四庫館臣的朱墨色加筆)

 

作為四庫底本的惠棟校本,除了以上二表所示版式和文字變更的記號和文字之外,還有為數不少的涉及內容變更的文字改易。以下分別列舉若干增字例、減字例和改字例來觀察這種改動。

 一,增字例。前述的卷一“後殿”條,加入的“御”字,就是這種增字的例子。此外,如巻頭“《朝野類要》序”標題的“序”前加入“原”字,卷一“分詣”條“四孟朝獻,如雨値及有故”的“故”前補入“事”字等。

二,減字例。巻一“教坊”條“自漢有胡樂琵琶篳篥之後”的“胡樂”二字,被圈以朱筆,指示刪除。果然,在通行本中就不見了“胡樂”二字。

三,改字例。如巻一“把見”條的人名“元顔守能”的“元”字改為“完”,巻一“迎駕”條“不排設練亭香案也”的“練”字改為“綠”,巻一“満散”條“預前開啓祝壽道場”的“前”字改為“先”,巻五“書鋪”條“應干節次”的“干”字改為“該”,同條“如學子乏錢者”的“學”字改為“舉”等。

以上列舉的增字、減字、改字諸例,均為通行本所從更易。當然,抄本本身的訛誤,在被發現的範圍內,四庫館臣也進行了訂正。如抄本巻一“致齋”條“請不治事”的“請”字改為“謂”,同巻“題名”條“合集鄉人”的“合”字改為“各”字等。這些訂正,與明刊本相比勘,證明改動都是正確的。

被整理得整齊美觀的《四庫全書》系統通行本,使“斷爛朝報”般的抄本變得清晰易讀。然而,同時也與明刊本在內容文字上拉開了距離。《朝野類要》就是以這樣變形之後的形態廣泛流行開來的。 

     (三)新籍出而舊籍亡

歸納起來觀察,所有《朝野類要》清抄本都處於從明刊本向通行本過渡的階段。諸抄本或多或少都存在著一定的脫闕訛誤。相較而言,以嘉業堂所藏本為佳,韓應陛所藏本次之。《四庫全書》底本的惠棟校本,雖不及上述兩本,但優於朱彜尊所藏本和彭元瑞所藏本。編修《四庫全書》之際,曾在全國範圍內徵集善本,但對《朝野類要》,居然竟沒有發現明刊本的存世,也沒有找到諸如明抄本和嘉業堂所藏本、韓應陛所藏本那樣的好抄本,採用的是一個脫誤比較嚴重的抄本,在扞格難通之處,不得不進行大幅改動。這可以說也是整理古籍底本選擇不當的一個教訓[6]

通過四庫館臣對這部四庫底本的編輯加工,從表面上看,一個煥然一新的《朝野類要》版本從此問世。但新版本卻讓《朝野類要》徹底地改變了面貌。假設沒有前述的明刊本、明抄本和《四庫全書》以前的若干抄本存世,那麼,我們讀《朝野類要》,就只能依據四庫館臣加工的四庫系統通行本。並且永遠也不可能看到《朝野類要》的本來面目。歷史上遭遇到這樣命運的現存文獻想必不在少數。

從四庫館臣對《朝野類要》的改訂,我們可以窺見《四庫全書》編修時不負責任胡亂加工的一個側面。通過考察《朝野類要》的編修過程,使《四庫全書》編修時損害文獻的秘密暴露出冰山一角。《四庫全書》收錄的《朝野類要》絕不是一個特殊的例子。有幸的是,《朝野類要》尚有明刊本、明抄本和《四庫全書》以前的若干抄本存世,可以指證《四庫全書》在編修時對文獻造成的破壞。這也是這部四庫底本在文獻價值以外的寶貴價值。

 

    結 語

 

不僅是從“寓徵於禁”的政治角度,即使是純粹從文獻存真的角度,也應當重新拷問《四庫全書》的價值。同時,提醒我們的是,在《四庫全書》電子版十分容易檢索的今天,也應當重新審視由於版本採用和編修等原因所帶來的文獻本身的可信性。在日常的研究中,將《四庫全書》電子版與其他版本比勘,與其他相關文獻對讀,可以發現魯魚之誤,比比而在。有些錯誤則關涉史實,如果審慎考證,則會以誤傳誤。兩年前,《中國典籍與文化》的一篇論文便揭露了四庫館臣誤改之一例。該文指出: 有文章考證云,唐代詩人張九齡與王灣的詩中所提及之“綦毋學士”即開元時期有名的目錄學家“毋煚”。作為姓氏的“綦毋”與“毋”互通。文獻證據使用了北宋初年成書之《太平御覽》和清人《續茶經》的引文。該二書均將“毋煚”記作“綦毋煚”。但經調查,宋刻本《太平御覽》和清雍正刻本《續茶經》卻均作“毋煚”,並未記作“綦毋煚”。問題出在《四庫全書》的誤抄。而考證者又恰恰使用的是《四庫全書》電子版,從而得出錯誤的結論。

《四庫全書》編纂之際,拋開政治原因不說,單從技術層面上看,就有上述那樣四庫館臣擅改文獻的狀況。這種狀況的出現,有四庫館臣不負責任亂改的一面,也有四庫館臣負責任誤改的一面。比如《朝野類要》就基本屬於後者。後者這種狀況形成的原因,前面已經指出,是由於底本選擇不當,文字扞格難通,不得不改,由此產出怪胎。

《四庫全書》編纂之際,儘管在全國範圍內廣泛搜羅,但仍然有許多珍本善本沒有搜集上來。這就是《朝野類要》出現問題的根本原因。因此,雖然當時聚集了一流的學者,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受搜集到的文獻底本質量所限,編纂校勘都難臻完善,甚至出現較大的謬誤。因此,這裡又引出的另一個問題是,《四庫全書》的底本選擇問題。《四庫全書》的底本選擇並非都是善本,僅從上述《朝野類要》一例便可清楚。

在筆者的研究經歷中,還發現有其他《四庫全書》底本選擇不當的例證。比如南宋江少虞編纂的類書《宋朝事實類苑》和羅大經的筆記《鶴林玉露》,《四庫全書》本均比藏於日本的和刻本內容要少。《宋朝事實類苑》的《四庫全書》本為六十三卷,和刻本則為七十八卷。和刻本多出的十七卷十餘萬字的內容,是無法在《四庫全書》本中看到的[7]。《鶴林玉露》也是如此。《四庫全書》收錄的《鶴林玉露》為國內通行的十六卷加補遺一卷本,而和刻本則為甲乙丙三編十八卷本,內容多出《四庫全書》本四十餘條[8]

在《四庫全書》修纂之時,固然難有條件搜羅海外版本,情有可原。但即使不是遠在海外,如上述《朝野類要》那樣,選擇了不當的底本也當不在少數。這裡隨手可以舉出的一例就是最近筆者進行箋證作業的《宋季三朝政要》。《宋季三朝政要》存世有兩部元刊本,一為最早的皇慶元年壬子(1312)建安陳氏餘慶堂刊本,一為至治三年(1323)雲衢張氏刻本。經考證可知,《四庫全書》採用的是雲衢張氏刻本。然而這個本該是後出轉精的雲衢張氏刻本却有重大脫誤。比如,在卷三就整整脫闕了淳祐七年至十二年這樣五年間的記事,在扞格難通之處又妄加連綴,從而產生了新的史實錯誤。但《四庫全書》却原封不動地沿襲了底本的脫闕[9]

無中難以生有,《四庫全書》原本沒有的內容,自然在電子版中也無法檢索到。此時,一味使用電子版,盲信電子版,便會出現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科技的進步也在某種程度上產生了新的障礙。電子版檢索的便利性,讓人們喪失了視野廣闊的探求欲,其結果必然會形成知識的自我遮斷。這個問題,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日本,特別是年輕的研究者,都應引起注意。至少,從事與漢籍有關的研究,儘管科技進步日新月異,但傳統的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並未過時。因此,在利用包括《四庫全書》在內的各種電子版時,最好肯花些氣力,參考一些其他版本。電子版在嘉惠學林的同時,還須防止謬種流傳。

 

 

圖版1明刊本書影

 

圖版2四庫底本書影1

 

圖版3四庫底本書影2

 

圖版4四庫底本書影3

 

(此文為2010年「中國典籍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刊於《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十一輯)

 

 





[1]《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2]《現存宋人著述總目》,成都: 巴蜀書社,1995年。


[3]焦竑:《國朝獻徴録》。上海:上海書店,1987年。


[4]邵寶:《容春堂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台灣 商務印書館,1986年。


[5]兪劍華:《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 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年。


[6]《朝野類要》已由筆者以明刊本為底本校訂,於2007年由中華書局出版。


[7] 參見筆者所撰《<宋朝事實類苑>雜考》,文載《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0年第5期。


[8] 參見筆者整理點校之《鶴林玉露》附錄《鶴林玉露版本源流考》(中華書局,1983年)。


[9]參見筆者所撰《宋季三朝政要考述》,文載《南宋史及南宋都城臨安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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