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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平集》釋疑(二)  

2012-08-14 11:13:30|  分类: 学术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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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平集》釋疑

(二)

王瑞來

 

            二、歷代所重

 

  然而,在真相大白之前,人們儘管對《隆平集》的撰者心存疑惑,却幾乎無人否認這部史書的價值。這也是四庫館臣最終沒有把《隆平集》打入冷宮放到「存目」的主要因素。因為四庫館臣看到,「自北宋之末已行於世,李燾作《續通鑑長編》,如李至拜罷等事,間取其説,則當時固存而不廢。至元修《宋史》,袁桷作《搜訪遺書條例》,亦列及此書,以為可資援證。蓋雖不出於鞏,要為宋人之舊笈」。有鑑於此,四庫館臣不得不將《隆平集》「過而存之,備一説焉」。這實際上就是對《隆平集》自身史料價值的認可。

    許多宋代的典籍,問世之後都隱而不彰,到後世方始如出土文物一般,漸為人知,大放異彩,廣為流傳。比如我曾整理過的宋人趙升的《朝野類要》[1]就是這種狀況。《隆平集》也是如此。不過,它比《朝野類要》的命運要好一些。儘管到明代為止,流傳頗稀,但不絕若綫。自宋以來,還偶有關注。然而廣泛應用於宋代文史研究,却也跟《朝野類要》一樣,則是進入清代以後。

由於妾身不明,《隆平集》一直在不尷不尬的狀態下流行。《四庫提要》還猶抱琵琶半遮面,說《隆平集》「舊本題宋曾鞏撰」,撰寫《四庫全書》史部提要的邵晋涵,在《舊五代史考異》[2]中,引用《隆平集》達十幾條之多,却羞道於口。

其實,清代學者都很看重《隆平集》的史料價值。朱彝尊的《經義考》、徐乾學的《讀禮通考》、永瑢等奉敕撰的《歷代職官表》、厲鶚的《遼史拾遺》、王士禎的《居易錄》與《分甘餘話》、查慎行的《蘇詩補註》[3]、經史子集四部著述,均有對《隆平集》的引述。

大加引述,却迴避撰者,實在有些彆扭,猶如大嚼美味佳餚却不能道出廚師是誰一樣。清末耿文光在《萬卷精華樓藏書記》[4]卷三一記《隆平集》云:「是書大致與會典相類,宋會典傳本頗少,觀此可得其概,正不必問其真磺也。」在我看來,最後一句實在有些自我解嘲的意味。

 

           三、價值略說

 

    現在,既然已經驗明正身,確認《隆平集》就是出自曾鞏之手,就大可不必羞羞答答地談《隆平集》其書了。

    綜觀《隆平》一集,分卷二十。二十卷中,又可分為兩類。第一類體現於卷一至三。分為聖緒、符應、都城、官名、官司、館閣(文籍附)、郡縣、學舍、寺觀、宮掖、行幸、取士、招隱逸、卻貢獻、慎名器、革弊、節儉、宰執、祠祭(封爵附)、刑罰、燕眾、愛民(方藥附)、典故、河渠、戶口、雜錄,凡二十六門。觀此,《四庫提要》云「體似會要」。余嘉錫先生評價道:「每門但分若干條,不具首尾,頗似隨筆劄記之體,殊不合史裁。」因此他推測說:「疑是取當時官撰之書,如寶訓、聖政、會要及國史、實錄、日曆之類,擇要錄出,以備修五朝紀志之用,而未及編纂成書者。簡略瑣碎,誠所不免。」余氏的推測頗合情理,可為不易之論。

    第二類體現於卷四至卷二十。分立二百八十四人物傳記,加上附傳,計有三百十一傳。排列順序,誠如《四庫提要》所云,「各以其官為類」,具體為宰臣、參知政事、樞密、宣徽使、王後、偽國、侍從、儒學行義、武臣、夷狄、妖寇。觀此,可知列傳分類基本是「各以其官為類」。不過,亦非純然。其中「王後」、「偽國」、「儒學行義」、「夷狄」、「妖寇」即與官位無關。

    合觀上述兩大分類,知《隆平集》所採體裁乃為紀傳體。自司馬遷《史記》草創史書紀傳之體,遂成正史之傳統體裁,並為歷代歷朝國史所因循。曾鞏修纂《五朝國史》,採此體裁,至極當然。

    對於列傳部分,余氏亦略有論及,且評價頗高。其云:「《宋史》雜採國史實錄,而去取無法。此集純就《五朝國史》加以刪修,故其事不大增於前,其文則極省於舊。雖其行文過求峻潔,於事實多所刊落,簡略之譏,固自難免;然瑣碎之處,則可保其必無。《提要》之言,殆專為卷端二十六篇發耳。究之,有宋一代正史、別史,筆力之高,莫過於此。即其剪裁洗伐之功,已非王稱、脫脫輩所能幾及,此豈後人所能偽作者哉?」

    余氏駁斥《四庫提要》簡略瑣碎之譏,認為指責此書瑣碎並無其實,而簡略主要是指前面所說「體近會要」的第一類二十六篇一至三卷。當然,余氏亦以「其行文過求峻潔,於事實多所刊落,簡略之譏,固自難免」之理由,來解釋列傳部分。並且認為「有宋一代正史別史,筆力之高,莫過於此。即其剪裁洗伐之功,已非王稱、脫脫輩所能幾及」。余氏此論,用意在於力主此書非曾鞏所撰不可。其實,細觀《隆平集》文字,余氏之說實有過譽,且有欠穩妥之處。

    平心而論,《隆平集》之文字,較之《東都事略》[5]和《宋史》[6],並未顯示出迥異之特色。反過來說,《東都事略》和《宋史》似乎比《隆平集》的筆致更顯得豐滿圓潤。曾鞏之筆力,並未在《隆平集》中顯現。而「剪裁洗伐」,實則就是簡略的褒義說法。余氏並未深考《隆平集》內容本身,僅就外在形式而言,又泥於曾鞏古文大家之名,愛屋及烏,故對《隆平集》亦褒揚有加。

    深入比較記載有同樣內容的《隆平集》、《東都事略》和《宋史》三書,可以得出與余氏相反的評價。這就是,《東都事略》和《宋史》相對於《隆平集》,可以說是,文增於前,事省於舊。 

    何為此論?因為具體比較可知,《東都事略》和《宋史》相對於《隆平集》,增加的部分多為傳主奏疏之類,而在具體事實方面,反而語焉不詳之處甚多。

大略觀之,《隆平集》對傳主多載享年幾何,而《東都事略》和《宋史》則大多但云其卒。對於傳主進士登第之年,《隆平集》的記載也大多詳於《東都事略》和《宋史》。比如,卷六《魯宗道傳》,《隆平集》所記傳主咸平二年登進士第以及天聖七年薨於位,年六十四,就均為《宋史》卷二八六本傳所未詳。知人論世,歷史人物之時間坐標不明,有時則很難做到準確定位。再如,《隆平集》對傳主多詳載其子嗣名氏,而《東都事略》和《宋史》則往往略去。如卷五<晏殊傳>載「子居厚、成裕、知止、明遠、祇德、幾道、傳正」,而《宋史》卷三一一本傳僅載其中「知止」一人。晏殊諸子中,寫下被譽為「千古不能有二」名句「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的有名詞人晏幾道,却不見記載。卷一四<王洙傳>載「子力臣、欽臣、陟臣、曾臣」,《宋史》二九四本傳亦僅載欽臣一人。又如《宋史》卷二九七<孔道輔傳>僅云「子宗翰」,而《隆平集》卷一四本傳則記作「子宗亮、宗翰」。卷一五<江休復>傳記「子懋簡、懋相、懋迪」,則均為《宋史》所不載。

    具體言之,其例亦不勝枚舉。比如卷一九<張綸傳>記其「天禧五年為江淮發運使」一事,《東都事略》卷一一二本傳記作「天禧中為江淮發運副使」,不及此書年份為詳。而《宋史》本傳記此事則連天禧中亦不載。又如《宋史》卷二九八<馬亮傳>云「馬亮字叔明,廬州 合肥人」,而《隆平集》卷一四本傳則詳記為「馬亮,字叔明,其先茂陵人,自祖韜始徙居廬州。」同是<馬亮傳>,《宋史》載:「會械送賊詿誤者八十九人至闕下,執政欲盡誅之。」而《隆平集》則記為:「及械送,詿誤者僅九十人。至京,知樞密院周瑩欲盡誅之。」具體點出了執政的官職與人名。卷一四<謝絳傳>載:「因進《聖治箴》,曰<紹聖>、<馭臣>、<内戒>、<慎令>、<警變>凡五篇。」而《宋史》卷二九五<謝絳傳>所記則無具體篇名。

《隆平集》中還保留很多不見於《宋史》的記載,更彰顯出寶貴的史料價值。如卷一九<安俊傳>載:「俊歴邊任,有威名戰功。家藏書數千卷,婚姻多擇士人。常曰:吾家集坐,有文士過半,平生足矣。」武人崇文,於此可見一斑。此一史料則為《宋史》卷三二三本傳所不載。又如李仲容其人,卷一四有傳,《宋史》、《東都事略》則均未立傳,傳記賴此以存。其中記載:「時翰林學士員不足,衆謂當次補,而不為宰相所喜,乃罷知制誥,為給事中、集賢院學士。」這條反映皇帝秘書的任命出於宰相意志的史料極為寶貴,却無法在《宋史》中讀到。又如卷一五<胡瑗傳>記載宋代理學開山之一的胡瑗「累舉進士不中」之事實,亦為《宋史》及《東都事略》所無。《宋史》列傳多詳載傳主奏疏,然《隆平集》亦並非絕對不錄。如<馬亮傳>載:「真宗初政,亮嘗上四事,皆見施行。其一言親王判開封府,地尊勢重,疑隙易構,非保全親親之道。」此即不見於《宋史》本傳。

    《隆平集》的存在,還可為《宋史》證誤。比如卷一五<張唐卿傳>,《宋史》四四三有傳,然傳主名作「孫唐卿」,而所記事蹟則全同。按,作「張唐卿」是,此人為景祐元年狀元,《長編》、《夢溪筆談》等宋代文獻多有記載。

  對於重大事件的記載,《隆平集》亦有獨得其實之處。比如北宋重要的王小波、李順暴動,其起事時間,《宋史》卷五<太宗紀>並《太平治迹統類》[7]卷三<太宗平李順>等幾乎所有典籍,均記在淳化四年,今人論及,亦皆從之,然《隆平集》卷二十則記在前一年之淳化三年(992)。詳細考察史實,起事當在淳化三年,攻陷彭山縣城乃在四年,因驚動朝廷。 

    《隆平集》的記載與《宋史》等史籍的不同處,則可用作考異,為追尋歷史真相提供線索。如卷一八<張永德傳>載:「周祖持賂軍司,得主書計,遂至通顯。」《宋史》卷二五五本傳則記作:「周祖因其資,得為軍司。」同傳又載:「呉人樓船蔽川,永徳擇習水者,潛鑽其船,引兵擊之,溺死者不可勝計。」《宋史》本傳則記作:「夜使習水者沒其船下,繫以鐵鎖。」所記均不同。

《隆平集》的存在,不僅可以與《宋史》等主流宋代文獻史籍互證,尚可用以檢證石刻碑記。這裡僅舉一例,略示其端。《名臣碑傳琬琰集》[8]上集卷二二載有王珪所撰<夏文荘公竦神道碑>。現將《隆平集》卷一一<夏竦傳>與之相比勘,頗可概見其間之巨大差異。

神道碑載:「贈太師、中書令,諡曰文荘。」

《隆平集·夏竦傳》載:「贈太師、中書令。初諡文正,考功劉敞以為世謂竦姦邪,諡文正未允公議,改曰文莊。」如此之諡號擬定之曲折,碑中全然不見。源於國史的《宋史》卷二八三《夏竦傳》則具載此事。

神道碑載:「天禧初,坐閨門之故左遷。」

《隆平集·夏竦傳》載:「與妻楊訟,左遷。」比較之下,可知碑隱去夏竦妻姓氏與具體事實,含糊云為「坐閨門之故」。而《東都事略》卷五四<夏竦傳>則所載稍詳:「竦與妻楊氏不睦,楊氏訟其過,左遷。」國史列傳亦不全採碑志,此事於《宋史》本傳便相當詳細記載:「竦娶楊氏。楊亦工筆札,有鈎距。及竦顯,多内寵,寖與楊不諧。楊悍妬,即與弟媦疏竦陰事,竊出訟之。又竦母與楊母相詬詈,偕訴開封府。府以事聞,下御史?置劾,左遷職方員外郎、知黄州。」《長編》卷九○天禧元年十二月庚寅條亦載此事:「庚寅,玉清昭應宫判官、禮部郎中、知制誥夏竦責授職方員外郎、知黄州。竦娶楊氏,頗工筆札,有鈎距。竦浸顯,多内寵,與楊不睦。楊與弟倡疏竦隂事,竊出訟之。又竦母與楊氏母相詬罵,皆詣開封府。府以聞,下御史臺置劾而責之,仍令與楊離異。」然據神道碑所載「公娶楊氏,封榮國夫人」,似未與楊氏離異。

神道碑載:「又明年,拜參知政事、祥源觀使。於是,請復六科,又請復百官轉對,置理檢使。已而,為宰相所忌,復以為樞密副使。」

《隆平集·夏竦傳》載:「七年參知政事,與宰相呂夷簡不協,徙樞密副使。」比較之下,可知碑雖未隱事實,却隱去宰相呂夷簡之名,僅以「為宰相所忌」,含糊載之。

神道碑載:「明年,拜宣徽南院使,兼陜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等使,還,判永興軍。又詔進屯鄜州。」

《隆平集·夏竦傳》載:「明年,兼陜西安撫、經略、招討等使。還,判永興軍,進宣徽南院使。與陳執中共事不協,徙鄜州。」比較之下,可知碑記「進屯鄜州」,隱去夏竦與陳執中共事不協之事實背景。

神道碑載:「又明年,出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

《隆平集·夏竦傳》載:「慶暦末,京師一日無雲而震者五。上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謂曰:夏竦姦邪,天變如此,宜草詔出之。遂有河南之命。」此一背景,於碑中亦全然不見。

「喜離間僚屬,以鉤致其事,雖待家人亦不以誠,故時以姦邪目之。」像這樣《隆平集》所載評價夏竦之語,自然亦不見於碑文。這並非執筆者王珪對這樣的評價一無所知,而是出於或是為親者諱,或是限於碑志體例,有意不記入負面事實與評價。「公始以文學輔東宫,及帝躬親政事,屢倚以為宰臣,惜其數離讒呰,卒不得從容廟堂,與圖太平之功,非命也耶?」在碑文的結尾,王珪的這段議論與感慨,可以說是隱含了許多省略的事實。

由此件個案可見,墓誌、神道碑、行狀之類雖為原始史料,相當寶貴,歷來,研究者對於記載人物事蹟之石刻碑志狀表多所取信,似乎上石入土的文字不誣而難改。其實,這類文字在撰寫之初,便出於種種因素與考量,已經做了相當大的事實挑選,為墓主諱,將大量不利於墓主評價的負面之「真事隱去」。雖不能指這類史料為「假語村言」,但畢竟也是片面之辭,不可盡信,須與其他史料參照,加入使用者的辨析,庶幾近實,不可一味佞石淫碑。

    有比較方有鑑別。上述個案的載筆異同,凸顯出《隆平集》寶貴的史料價值。

    清代著名學者錢大昕,還從另一個角度反證出《隆平集》的價值,在<跋隆平集>一文中,錢大昕寫道:「句容之茅山有常寧鎮,宋天禧元年所置,見於《景定建康志》。予游三茅,嘗至其地。《宋史·地理志》云:『句容,天禧四年改名常寧。』似改縣名為常寧矣。句容名縣,自漢迄今,未之有改。此集郡縣篇亦無改常寧縣事,不審史家何以舛誤乃爾。」[9]不載反為是,《隆平集》在記載地理沿革時,並沒有發生《宋史·地理志》這樣的錯誤。

《隆平集》自問世之後,其史料價值一直為學者所重視。關於這一點,宋人的引述,前已列表考察。宋代以後,亦十分看重此書。元人袁桷開列的修纂《宋史》的參考書目,《隆平集》便赫然在列。[10]清人查慎行撰《蘇詩補注》在<例略>中寫道:「至於宋朝官制,亦不敢略。則本之曾子固《隆平集》、孫彦同《職官分紀》二書,用補他家所未及。雖未必毫髮無憾,固已十得八九矣。」[11]宋代傳世典章制度文獻甚夥,獨取《隆平集》等二書,可見清人之重視程度。此外,清人從《永樂大典》中輯佚《舊五代史》,在十多處,大段引用《隆平集》加以註釋旁證。[12]

    他書所存,《隆平集》的記載,亦足資校勘。特別是《名臣碑傳琬琰集》收錄的四十三傳,個別文字可以互相校勘,以確定正誤。

 

        四、編著之間

 

    如何解釋以上所述《隆平集》與《宋史》等史籍彼此詳略的現象?我認為曾鞏所採,是他接觸到的提供編修國史的原始資料,包括有傳主家族送來的行狀、家傳等,而《宋史》則是移錄自加工過了的國史。至於《東都事略》,又多是依據國史或《隆平集》等二手資料進行的編纂。國史的加工,有出於史裁考慮的技術因素,更有時局變化的政治因素。比如《太祖實錄》就站在太宗的立場上,為尊者諱,為尊者歌,被反復修訂過,《神宗實錄》受到黨爭的波及,也有所謂的朱墨本[13]

    世人多病《宋史》繁蕪,指責元人修《宋史》時原封不動地挪移宋朝國史入書。我在二十多年寫有《漫說宋史》一文[14],認為從史料保存的意義上說,這反倒正是《宋史》的長處。然而,比較相對原始的史料匯集《隆平集》來說,宋朝國史已經在編纂時做了一定的帶有目的性的加工。對此,我們再舉一例加以考察。

卷一五《王回傳》載:「與臨川王安石友善。安石謂回造次必稽孔子、孟軻所為,而不為小廉曲謹以求名於世。其學問所得,自漢以來列儒林者罕及也。」觀之《宋史》卷四三二本傳,儘管也援引了「造次必稽孔子、孟軻所為,而不為小廉曲謹以求名於世」,却只字不提王安石[15],亦不提與王安石友善事。於此可見《宋史》貶抑王安石之一斑。《隆平集》作於元祐黨爭之前,自無此種傾向,敘述平實。並且從《東都事略》一一四<王回傳>可知,王回與王安石、曾鞏均為深交[16]。於王回,曾鞏亦屬當事人。

除了史實,在反映思想傾向上,《隆平集》也比宋朝國史,至少是比《宋史》保持有原生態。例如卷十七<折徳扆傳>載:「既而疾急,母令人召歸。御卿曰:世受國恩,虜寇未滅,御卿之罪也,臨敵棄士卒而歸耶?太夫人勿見念也。」《宋史》卷二五三<折徳扆傳>也記載折御卿之語云:「世受國恩,邊寇未滅,御卿罪也。今臨敵棄士卒自便,不可。死於軍中,乃其分也。為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兩全!」比較《隆平集》所記,「忠孝豈兩全」之語,疑是道學盛行背景之下,為元人編《宋史》時所加。   

    前引余氏所論卷首三卷二十六篇云,「疑是取當時官撰之書,如寶訓、聖政、會要及國史、實錄、日曆之類,擇要錄出,以備修五朝紀志之用,而未及編纂成書者。簡略瑣碎,誠所不免」。其實,不止前三卷,包括後面列傳,《隆平集》全書均是如此。這是曾鞏為編修《五朝國史》所做的資料準備,所有資料,或為擇錄,或為全抄。

關於這一點,我們考察卷一五的<徐復傳>和<高懌傳>,分別均同於《長編》卷一三一和一二六所記,便可知《隆平集》所本當為國史、實錄。特別是<徐復傳>,《長編》卷一三一在敘述了徐復的事蹟之後,李燾寫下一條注文云:「《曾鞏集》有<徐復傳>,與實録、正史畧不同。今但從實録、正史,取《龍川别志》附益之。」這條注文提供了一條很有價值的線索,即《長編》所述徐復事蹟,主要依據實録、國史,而恰恰與《隆平集》的<徐復傳>基本雷同,說明源出於一,但却與今存於《元豐類稿》[17]卷四三,即李燾所說的《曾鞏集》中<徐復傳>差異很大。作為同一作者的《隆平集·徐復傳》與《元豐類稿·徐復傳》迥異,這種現象並不難解釋。前者僅為國史抄錄,後者才是真正出自作者的手筆。

《隆平集》與《宋史》同傳同誤的現象,也證明二者源出為一,均來自宋朝國史。例如卷十五《謝絳傳》載:「景德中積書寖廣。」按,「積」字原誤作「國」,檢《宋史》卷二九五《謝絳傳》,也一樣誤作「國」。相當的誤字,非出巧合,正表明史料同源。

還有一個現象,表明對《隆平集》曾鞏未遑過多加工。在《隆平集》中,提及傳主父祖,除<夏國傳>之外,凡七處,均記云「《五代史》有傳」。最初,我以為這裡的《五代史》肯定是指歐陽脩所撰《新五代史》[18]。因為其一,曾出歐門[19],淵源相授;其二,通常認識為,《新五代史》出,《舊五代史》堙。然而,做學問切忌想當然,當我逐條檢核上述七處「《五代史》有傳」時,事實便推翻了我的猜想。在這七處之中,只有呂端之父呂琦和符彥卿之父符存審的傳記是新舊《五代史》互見,其餘五處則均僅見於《舊五代史》。這一事實表明,《隆平集》中所有云「《五代史》有傳」者,均指《舊五代史》而言。這說明,即使在《新五代史》問世後,《舊五代史》也依然在一定範圍、一定時期內流傳,散佚是後來的事。而曾出歐門,《隆平集》却不用《新五代史》,也並非不可思議,只能說曾鞏對這一五朝史資料彙編還未更多加筆而已。

指曾鞏對《隆平集》這一五朝史資料彙編未遑過多加工,還有一個證據。卷十五於<趙師旦傳>、<曹覲傳>、<孔宗旦傳>三傳的敘事最後,載有「慶暦間,耿傅叅任福軍事,死於好水川,其忠義當先録於此,而與王珪、桑懌同列於武臣間,盖欲見其本末也」幾句話,與前面內容與文意並不銜接,頗顯突兀。我推測這幾句話是曾鞏的識語,以便提醒自己以後做如此剪裁加工。然而,曾鞏未曾來得及過多加工的此書,到了南宋初年,便被加以匆忙刊刻,刊刻者不察,這句識語也被作為正文中的一部分加以錄入。

不過,話又說回來。對於編入《隆平集》的國史資料,曾鞏還是做了少量潤色和訂正的。說明這個問題,有一個可供比較的參照物。這便是題為「太史曾鞏」或「曾鞏」的收錄於《名臣碑傳琬琰集》中的四十三篇人物傳記。前面提到,《名臣碑傳琬琰集》中的四十三傳與《隆平集》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然而,究竟是原封不同地移錄自《隆平集》呢?還是別有緣由?就是說,《琬琰集》四十三傳與《隆平集》的相關傳記在形成時間上的先後關係需要釐清。空論無益,我從《琬琰集》四十三傳中擷取下集卷六的<參政李公若谷傳>來與《隆平集》相比勘。

比勘之下,可知二者文字大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相同,但也有極小的差異。在我看來,秘密就隱含在這些極小的差異之中。

《隆平集·李若谷傳》的開頭有一句話:「咸平元年登進士第,多歴外官,累擢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龍圖閣直學士、樞密直學士、龍圖閣學士。寳元元年參知政事。」在這句話中,「樞密直學士龍圖閣學士」十個字為《琬琰集》所無。檢《長編》卷一二一、《宋史》卷二九一和《東都事略》卷五七<李若谷傳>,考若谷仕履,當有。同一作者之文,《琬琰集》無,《隆平集》則有,殊不可思議。揣度其因,或為《琬琰集》脫漏,或為《隆平集》增訂。倘出後者,則《琬琰集》所錄,或為曾鞏所撰初稿,入為《隆平集》者,則為曾鞏所修訂者。此十字,當即為其形迹。

二者相較,除了這一重大異同之外,個別文字異同亦所在多有。如《隆平集》本傳載:「荊南駐泊都監王蒙正,恃太后姻家,多不法。若谷知府,屢繩之。監司阿蒙正,奏徙若谷潭州。」「監司阿蒙正」之「阿」,《琬琰集》記作「佐」,《宋史》本傳作「右」,《長編》卷一○五作「佑」。按,「佐」、「右」、「佑」所記雖不同,「右」、「佑」義同,為支持、袒護之意,「佐」雖有幫助之意,然恐為「佑」字之形誤,而「阿」則為阿諛、迎合之意。從表達上看、「阿」明顯於義為長。又如《隆平集》本傳載:「州有盜,阻洞庭之險,劫舟殺人,投尸湖中。前此捕獲,多減死配隸它郡。久復逸歸,為患滋甚。若谷至,潛使人擒,以屬吏條前後罪状磔於市。」「以屬吏條前後罪状」之「以」,為《琬琰集》所無,不若《隆平集》於義顯豁。再如《隆平集·李若谷傳》所附《李淑傳》載淑「賜童子出身,授試校書郎」,其中「試」字,《琬琰集》作「職」,不若《隆平集》準確。

    最為明顯的一例是,《隆平集·李若谷傳》所附《李淑傳》載淑奏疏所引《洪範》云「僭常暘若」之「常」,《琬琰集》作「恒」[20]。按,「恒」字為宋真宗的名字,需要避諱,所以《隆平集》改作「常」,而《琬琰集》則似為初稿,屬於漏改。。

    同一作者之一篇<李若谷傳>,《隆平集》與《琬琰集》文字異同頗多。審視這些異同,

覺得《隆平集》的文意表達與史實記述,皆比《琬琰集》準確達意。因此,如果排除流傳過程中所發生的文字訛誤現象,如前所言,《琬琰集》所錄,當為國史初稿,而編入《隆平集》者,曾鞏又做了少量的潤色與訂正。

    這一事實的發現,不光可以證明曾鞏對編入《隆平集》的國史資料做了有限度的少量加工,還可以破除一個誤解。這就是人們歷來所認為的《琬琰集》四十三傳乃《隆平集》原封不動的移錄。余嘉錫先生云:「逮至紹熙甲寅杜大珪編《名臣碑傳琬琰集》,其中編卷三十八、下編卷三、卷五,共收列傳四十三篇,題為太史曾鞏撰,均由是書採出。」從上述考證來看,

余氏的採出說恐難成立。

不過,曾鞏所做,實在是極為少量的潤色與訂正。

雖然曾鞏對《隆平集》的內容幾乎沒有加工,但分門立傳則是出於曾鞏的考慮。對於卷一至卷三凡二十六門的分類,<隆平集作者考>作者葉氏與《元豐類稿》卷四十九所載<本朝政要策>的分類做了比較,尋覓出兩者的類似性。「桃李無言,下自成蹊」。就像傳統目錄學意義上的書目一樣,儘管沒有書籍解題,從分類便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21]如何分門,選誰立傳,也顯示了曾鞏的見解與意識,更折射出時代背景因素。

在十七卷人物傳記中,有四卷是武臣,立傳八十四,加上附傳,已近百數,占全書傳記將近三分之一。這反映了迄至曾鞏修書時的時代背景。太祖、太宗開國,掃平群雄,真宗時代與遼朝對峙,仁宗朝對西夏戰爭,都給武將的活躍提供了舞台。審視宋代歷史,多云重文輕武,又強調士大夫的強勢,其實,正如曾鞏在《隆平集》展示給我們的那樣,武臣也是一股不容忽視的勢力。此外,大量為武臣立傳,是否還與曾鞏修史時的現實有關。因為時值王安石變法時期,擴土開邊也是當時的一個傾向。如此立傳,或是一種對現實的呼應。

除了武臣以及由官位入傳的宰相、參知政事、樞密使副和宣徽使這類大臣之外,多達兩卷,占全書傳記七分之一、近武臣傳記一半的,是侍從一類人物。在宋代,位居侍從的,多是高級文人,文壇翹楚,宰執大臣,多由此出。機運不偶,入傳的這些人纔沒有上升到政界頂層。其實,這些人正是士大夫政治的中堅。曾鞏的如此立傳,當亦是士大夫政治現實的反映。

理學,或者說道學,是宋代歷史的一道印記鮮明的獨特風景。但這道風景在北宋還不甚清晰,到了南宋,經過慶元黨禁的刺激,方始畛域分明。然而,《隆平集》的人物傳記除了「以官為類」之外,曾鞏還特別單分一類立傳,此即<儒學行義>。後來奉為理學開山的「宋初三先生」胡瑗、孫復、石介儼然入選。在北宋元豐時期,曾鞏便已開道學傳、《宋元學案》之濫觴,其對時代脈搏之把握,對學術動向之關注,令人肅然起敬。

很少進行文字潤色或曲筆加工,是因為曾鞏尚未來得及進行這樣的作業,便在幾個月後脫離了修史的工作。因此,《隆平集》中載錄的史料,近乎原生態,這便顯得極為難得而可貴。因此讚揚《隆平集》的史筆精湛,並不能給曾鞏本人增添多少光彩。《隆平集》就是曾鞏錄自國史實錄的一種修史資料彙編而已。以此書來為曾鞏錦上添花,多少有些滑稽。

    正因為如此,在曾鞏去世後,包括其弟曾肇所撰行狀、韓維所撰神道碑以及其他曾鞏的傳記資料,均未將這部修史資料彙編視為曾鞏本人的著作而加以提及。余氏推測說:「肇之行狀,必作於未葬之前,鞏此書或已棄之敝簏之中,肇蓋未之見耳。」在我看來,「棄之敝簏」或為事實,但並非「未之見」,而是明知而不錄的無視。

 

(文載台灣《輔仁歷史學報》第28期,2012年)





 

[1]趙升,《朝野類要》,王瑞來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


 

[2]邵晉涵所撰《舊五代史考異》,以注文形式散見於四庫輯本《舊五代史》之內。


 

[3]此處所利用之《經義考》、《讀禮通考》、《歷代職官表》、《遼史拾遺》、《居易錄》、《分甘餘話》、《蘇詩補註》等書,均為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耿文光,《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北京:中華書局,1993。


 

[5]王稱,《東都事略》,台北:文海出版社《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景印本,1968。


 

[6]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


 

[7]彭百川,《太平治迹統類》,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景印本,1990。


 

[8]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台北:文海出版社《宋史資料萃編》第二輯景印本,1969。

 


 

[9]錢大昕,《潛研堂集》(呂友仁點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卷28,頁498。


 

[10]袁桷,《清容居士集》(台北: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卷41<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状>。


 

[11]查慎行,《蘇詩補注》(台北: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卷首<例略>。


 

[12]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91。


 

[13]《宋史》卷二○三〈藝文志〉,頁5090載:「《神宗實録》朱墨本三百巻。」其下原注云:「舊録本用墨書,

添入者用朱書,刪去者用黃抹。」


 

[14]王瑞來,<漫說《宋史》>,《書品》,1987第2期(北京,中華書局1987,06),頁20-26。


 

[15]按,上述引文,源自王安石所言。見《王文公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卷92,頁961<王深父墓誌銘>。


 

[16]《東都事略》一一四《王回傳》:「回經術粹深,王安石、曾鞏與為深交。」


 

[17]曾鞏,《元豐類稿》,北京:中華書局,陳杏真、晁繼周點校《曾鞏集》本,1984。


 

[18]歐陽脩,《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91。


 

[19]《東都事略》卷93〈蘇軾傳〉明確記載:「鞏,脩門下士也。」


 

[20]按,《名臣碑傳琬琰集》 的版本問題比較複雜,上述與《隆平集》之異同,依據上海圖書館所藏宋刻元明遞修本,然北大所藏景宋舊鈔本《新刊名臣琬琰之集》,亦避「恒」為「常」,易「職」為「試」。


 

[21]章學誠,<校讎通義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校讎通義通解》本,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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