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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书中的政治  

2015-02-10 22:09:24|  分类: 文史小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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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书中的政治

——《四库全书》本“违碍”文字改动个案透视

  

王瑞来

 

          引言

 

    《四库全书》在编修之际,馆臣对所谓违碍文字的改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过,由于人们很少进行具体文本的全面考察,对于这种事实的了解,大多还仅仅停留于轮廓式的印象层面上。究竟是在多大程度上的改动,这种改动对于文献本身又有多大损害?对于这些问题,相信多数人都不甚了了。

    藉整理南宋人刘时举编纂的史书《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有机会将收录到《四库全书》中的此书与存世的元刊本进行详细比较,从而清楚地看到了四库馆臣对所谓违碍文字的改动痕迹。因此,我以为具体深入解剖一个文本,可以对馆臣违碍改动获得一个完整的认识。

    以《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为例,主要是由于整理校勘此书,是个现成的选择。这个选择尽管是随机选择,但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是记述南宋前中期高、孝、光、宁四朝的编年史。所记述的近百年历史,从当时的国际格局来看,正是宋金的战争与和平。金朝的统治者女真人,是清朝满族人的祖先。十二世纪初叶,在中国大陆东北部迅猛崛起的女真人,在灭掉宗主国契丹辽朝之后,又乘胜灭掉了处于繁荣鼎盛的北宋。宋朝徽、钦二帝被掳往东北,最后葬身于彼。不过,宋朝也如不死鸟,在江南春风吹又生。作为南宋,立国相当艰苦卓绝。然而,依托富饶的江南与广阔的海疆,还有一个半世纪凝聚的正统意识和上千年的文化根基,南宋很快便成为与北方金朝实力匹敌的大国。

    自唐末五代以来,周边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冲突与紧张,使得民族意识开始变得鲜明而具体。宋金南北两朝,长期并存。北宋亡国,二帝被掳,则成为南宋人心头抹不掉的痛,尽管宋金之间除了战争,也有过相当长时期的和平状态,但金一直被南宋人视为“世仇”,公开的,或是内部的表达,对金往往使用宣泄仇恨的蔑称。文献中充斥的这些蔑称,在清朝的统治者看来,无疑有一种刺眼的疼痛。

    清朝建立,较多接受汉字文化的满族统治者,没有像蒙古人统治的元朝那样,对文字表达略不措意。不仅大兴文字狱,在整理文献时,对碍眼的词语也进行了全面的改动。

    因此,以记载宋金和战内容居多的《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以下简称《续宋通鉴》)便充满了这类改动。观察四库馆臣对所谓违碍文字的改动,仅有十五卷十余万字的《续宋通鉴》,可以说是一个份量不大的典型文本。

    现不嫌琐碎,将四库馆臣的违碍改动分为三类,整理为小文,叙录如下,所引原文底本为元刊本。

 

        一、具有共性的违碍改动

 

    在《续宋通鉴》中,记作“虏”字之处,凡是所指为金国、金人者,均改易为“敌”字或“金”字等。

    卷一建炎元年载:“李邦彦及吴敏、蔡懋、李棁、宇文虚中、郑望之、李邺窜于岭南。望之、邺皆使虏请割地者。”句中之“虏”字,四库本作“敌”。

    同卷同年载:“王伦使虏,与傅雱俱留虏中。”句中之“虏”被改为“金”;“虏中”被改为“金国”。

    同卷同年引《中兴大事记》“虏兵方盛”与“而虏惮之”中“虏字,均被改易为 “金”。

    同卷引《中兴大事记》 “虏退之后”之“虏”,被改为“敌”;“金虏”,被改为“金人”;“虏廷”被改为“敌廷”。

    此类改动不胜枚举,兹不具录。具有共性者,大多为人所周知。

 

        二、准共性的违碍改动

 

    准共性者,有如下例。

    卷一引《中兴大事记》所云“戎狄已入中国”中之“戎狄”,被改为“敌人”。

    卷一建炎元年载:“奈何轻听奸邪附贼者张皇之言,遂自分裂?”句中之“贼”字,被改为“敌”。同卷同年引《中兴大事记》“奉贼称臣”之“贼”字,亦被改为“敌”。

    同卷同年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句中之“夷狄”,被改为“强敌”。

    同卷同年载:“逆虏尚炽,群盗方兴。”句中之“逆虏”,被改为“敌人”。

    同卷同年载:“陛下奈何弃之,以遗狂虏?”句中之“狂虏”,被改为“强敌”。

    同卷同年引《中兴大事记》云:“不知我往寇亦往。”句中之“寇”字,被改为“敌”。

    同卷同年载:“河朔之民,愤于贼虐。”句中之“贼”字,被改为“凌”。

    同卷同年引《中兴大事记》云:“公为首相,慨然以修政攘夷为己任。”句中之“修政攘夷”,被改为“修内攘外”。

    卷二建炎三年所载“乘有狄难”之“狄”记作“敌”。

    同卷同年载:“太后曰:今夷狄内侵,皇帝聪明仁圣,尚自难以抵当,若使幼主为君,夷狄闻之,岂不愈加轻侮? ”两处“夷狄”,前者改为“强敌”,后者改作“敌国”。

    同卷同年所载“虏寇京东”,被改作“金侵京东”。

    同卷同年所载“庶几贪狄知我有含怒必斗之志”之“贪狄”,被改作“强敌”。

    卷四绍兴五年所载“狂寇”被改为“强敌”。

    同卷同年所载“夷狄”被改为“外侮”。

    卷五绍兴十一年所载“虏之入寇”被改为“敌之南侵”。

 

        三、非共性的违碍改动

 

    非共性者,有如下例。

    卷四绍兴五年载:“赤县神州犹污腥膻为可耻。”句中“犹污腥膻”被改为“至今沦丧”。

    同卷绍兴八五年载胡铨上疏:“陛下一屈膝,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污夷狄,祖宗之赤子尽为左衽,朝廷宰执尽为陪臣。异时豺狼无厌,安知不加我以无礼如刘豫也哉?夫三尺之童至无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艴然怒。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无童稚之羞,而陛下忍为之耶?”在这段话中,“污夷狄”被改为“沦异域”;“为左衽”被改为“属他人”;“豺狼”改为“敌人”;两处“犬豕”则被改为“仇雠”。

    卷五绍兴十一年载韩世忠奏疏云:“中原士民沦于腥膻。”“腥膻”被改为“敌国”。

    同卷绍兴十三年载:“若陈过庭、聂昌、司马朴、滕茂实、崔纵、魏行可皆执节于北荒,殁于王事。”此句中的“北荒”,被改为“北方”。

    卷七绍兴三十一载诏书所云“久沦左衽之风”中之“左衽”被改为“异域”。

    卷八隆兴二年引吕中史评所云“卒有逆亮之变”之“逆亮”,改为“海陵”。

    同卷同年诏书所云“军士人民,厌厥腥膻”之“腥膻”,被改为“异方”。

    卷九淳熙四年载傅伯寿言:“韦孝宽、杨素、慕容恪、长孙嵩、慕容绍宗、宇文献、王猛、斛律光于谨,或本生夷狄之裔,或屈节僣伪之邦,岂足多录?”其中“本生夷狄之裔”被改为“本无躬行之实”。同一奏疏中“使知夫贬夷狄之类者所以崇中国”一句被改为“使知夫抑矫枉之行者所以崇至德”。

    在卷十三开禧元年收录的北伐诏书中,“蠢兹丑虏”句,改“丑虏”为“勍敌”;“属胡运之将倾”句,改“胡运”为“敌运”。

    卷十四嘉定元年引吕中史评所云“犬羊巧诈”之“犬羊”,被改为“敌人”。

    同卷嘉定九年引真德秀奏疏云:“盖犬豕豺狼之求,本无厌足。”其中的“犬豕豺狼”,被改为“敌人”。

    卷十五嘉定十年诏书云:“犬戎跨我中原。”其中的“犬戎”被改为“勍敌”。

 

        结语

 

    综上所述,书中凡“虏”、“胡”、“夷”、“狄”、“夷狄”、“犬戎”等主要代指女真人的词语必为所改。能够使人联想到是指女真人的“腥膻”、“犬羊”、“犬豕”等也被改动,甚至贬低民族进化的“左衽”也在改动之列。文中用于指女真人的“贼”字和“寇”字,无论是名词还是动词,亦多被改动。不过,如果不是指代女真人,在书中则未加改动。如卷十二庆元元年记载之“黎州蛮寇边”,卷十四嘉定四年记载之“叙州蛮寇边”等,便一仍其旧。

    分为共性、准共性和非共性者,主要是指四库馆臣在改动之际,有固定规则可循和有大致规则可遵,以及纯粹出于馆臣个人判断而改动的这几种情况。

    上述的三种“违碍”改动,在整理校勘之际,共性、准共性的改动,大多无需一一出校指出或订正,否则的话,校勘记将不胜其繁。而对于非共性的改动,由于已经变易了文献的内容,并且完全无规律可循,则必须加以出校说明。总之,对于馆臣的这类改动,必须要有清楚的了解与警戒意识。在引述被改动的典籍资料时,有时需要进行复原作业或推测原本文意。

    将《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的元刊本与《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相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四库全书》在编修之际,馆臣对所谓违碍文字的改动痕迹。这些改动,自然是站在王朝统治者满族人的立场上,怀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凡是被认为含有侮辱意思的文字,都进行了改动,改成感情色彩不很强烈的中性词汇。

    审查文本,改易文字,在当时是属于严肃的政治任务,所以四库馆臣对这类文字改动的认真程度,超过了对文本自身的正常校勘。由于怕承担失察的责任,对一些可改可不改之处,在今天看来贬义无多的词语,他们也是“宁左勿右”,大多进行了改动。透过上述的考察可知,有些改动已经不是停留在词语替换层面上,而是有了幅度较大的文意改变。

    这种对“违碍”文字的改动,既反映了作为王朝统治者满族人的自尊心,也折射了他们缺少文化自信的过剩敏感。他们不仅抽换了文献中对异族的侮辱性文字,还对异族蒙昧未开的描写做了改动,不愿承认确曾存在的文化差异。

    对于四库馆臣改动文献中的“违碍”文字,通过以上的整理归纳,不仅可以用于具体观察对《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一书的改动情况,对于记载宋金关系的文本都可以获得举一反三的认识。特别是有些散佚的典籍文本系出于四库馆臣的辑录,《四库全书》本成为该典籍的新源头。诸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兴小纪》以及为数不少的宋人文集。对于这些典籍中的改动情况,不像《续宋通鉴》这样,有《四库全书》以前的版本存世,可以比勘指证。然而,通过上述的整理归纳,应该是可以大体推知的。除了记载和描述宋金关系以外的文献,与上述的改动近似,四库馆臣也做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性改动。对此,本文的整理归纳,亦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具有一定的普遍认识意义。

                                     (《书品》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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